本报记者唐毅
8月下旬，深圳的孩子们纷纷归来，像当初他们的父辈一样，从内地的各个角落、乡村、城镇收起衣物返城。深圳火车站的一位接车员告诉记者，去内地过暑假的孩子正在回来，根据往年的经验，“读书的这几天就要回来了，没读书的也陆续要到了”。而那些参加海内外夏令营和培训的孩子，也搭乘各大航班归来。
越来越多的深圳家庭来到家政公司，要求请家政服务员了。面对渐增的雇主来访，家政公司并没有像几年前那般欣喜，因为公司满足不了那么多的需求。
不少家政公司老总明确告诉记者——“今年的保姆荒厉害得多了”。深圳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副主席孟君表示，排除行业季节性因素之外，“行业存在供不应求”，保姆荒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
如何应对保姆荒？成因？举措？未来？在这些问题困扰着精明的行业人士之时，本报记者进行了数周的采访和询问。
危机重重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深圳家政行业出现整体性的缺工情况，而且比往年“厉害很多”。
家政行业整体显现出的保姆荒，让惯于算计和谋划的行业人士都似乎有点慌了。
就像每一个行业的成长一样，深圳家政行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危机，精于算计和谋划的深圳人这会儿也有点慌乱了，甚至有些“束手无策”。
深圳市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办公室邱萍告诉记者，作为深圳市妇联直属事业单位的该中心也感到了压力；而另一家具有较好口碑的家政公司——安子新家政的总经理也表示，“在保姆来源方面，公司花费了不少财力物力，效果却甚微。”
8月26日，记者对深圳近20家家政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家政行业整体显示出保姆紧缺的情况：较大的家政公司现在待聘的保姆比正常水平时少了许多，安子新家政公司总经理安丽芳表示，“以前有七八十人，现在却只有二三十人左右”，而据中家家政公司总经理朱凤莲介绍，该公司有“六七十位雇主尚未找到合适的保姆”，“公司欠老雇主的还有50人”。而数家分布在罗湖、福田、宝安等区的规模并不算小的公司也明确表示，包括其加盟连锁店在内“目前无人”。
据深圳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副会长孟君介绍，目前深圳有注册的家政公司600多家，共有家政服务员35万人左右，非注册的约有300多家，主要来自广西、湖南、四川、重庆、湖北和云南等省市，其中60％以上来自农村。从事这一行业的几乎都是女性，一方面来自农村，一方面是下岗女工。据了解，最近这两年，从事家政行业的20岁以下年轻女性的数量急剧下滑，大致从前几年的6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30％左右，目前20－40岁的家政服务员占总数的60％以上。
而最近这一两年，尤其是今年，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专以上学历的女性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这主要源于就业难，很多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工资收入还不如做家政服务。另外，内地很多职业技术学校都开设了家政专业，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有不少进入深圳家庭。此外，家政行业出现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同时，前段时间频频出现于报端的高学历的本科生、研究生从事家政行业，亦在客观上对保姆市场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那是毕业生屈于就业形势下的一种暂时性过渡，不少人只是以此为“跳板”。而月工资水平方面，深圳目前的工资普遍低于上海、北京等地，据业内人士介绍，深圳市场目前普通保姆700－800元；高中或中专学历的900－1000元；大专学历的1200元左右；本科学历的1500元左右；有专业护理经验的医护人员，最高可拿到每月4000元。
从发展情况上看，年龄越小的转行的越多，不少聪明好学的小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转行，并在深圳扎下了根；年龄在35岁以上，已经结婚的女性从事这一行的时间最长，队伍也最稳定。而家政服务员对雇主最看重的是“能够尊重和信任我们”，而雇主则喜欢诚实守信、干活积极主动、安心工作、社会关系单纯的家政服务员，最不能容忍贪小便宜的行为。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邱萍认为家政行业已经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一个无论孩子、老人还是中青年，家政服务员对于许多家庭的影响已经非常大。她也认为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应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同时却又是一个底层的行业。从后一层面上说，底层不仅仅意味着保姆的弱势，同时家政行业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这个行业走的很“艰难”，并且“尚未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足够重视”。
“深圳家政行业目前已经形成基本的产业链，但是它还很脆弱”，深圳家协副会长孟君如是说。
原因何在
缺乏政策保障？内地保姆输出骤减？对于保姆荒的成因分析，深圳家政行业内的意见并不一致。
“就家政服务员而言，她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国家虽然明确了‘家政服务员’职业，但是目前尚未将其列入《劳动法》保障范围，因此，保姆的后顾之忧比普通务工人员还要多得多。这是造成许多人不愿从事家政行业的重要原因。”邱萍认为。同时，她也觉得政府对该行业的投入和监管方面不足，基本只靠企业自生自灭，政府监管和督查机制缺位，行业法规较为陈旧，行业协会所发挥的作用有限，造成市场混乱。
中家家政公司的赵晓锋给记者的解释显然花费了不少心思，他认为，其一，从保姆荒背后的产业变迁来看，比如国家政策背景出现变化，不少外来企业到内地投资设厂，可就近就业，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在深圳从事保姆已无过多优势。其二，保姆流失率居高不下，问题涉及到保姆的职业素养、技能和权益维护、职业保障，从而影响了目标人群的就业观念，在深圳的收入远低于上海、江浙地区，政府出台符合行业发展的法规并不多见，雇主使用保姆也有不规范现象。其三，深圳家政行业品牌缺位，绝大部分公司的保姆来源零散。
安子家政公司的观点则显示出市场的另一特征：在保姆荒的情形下，聘请保姆的家庭却在连年攀升。他们认为，造成保姆荒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保姆少，而在于雇主的大量增加，这就造成两者发展不成正比例，雇主可选择性大大减少。同时，他们也提到内地人员的就业观，宁愿进厂累一点也不愿意当保姆，同时来自客户方面的压力，对保姆的要求不断提高。
过去与深圳家政市场曾经联系颇密的内地省市单位，而现在有的多年未有联系。记者与他们联系时，在他们眼中，当年保姆下南方的盛况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旧梦。
“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的保姆输出工作容易做，那时我们通过各级妇联就可以很好地开展工作。可如今，我们市在保姆劳务输出方面基本上没有了。”四川省达州市妇联发展部部长文先生负责该市城乡劳务输出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对于劳务输出工作，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办了，组织工作很难开展了。国家对于农村的税费减下来后，出去打工的多数为年轻人，但是她们并不愿意去做保姆，而多进工厂”。据他介绍，早两年，妇联下属的家政公司就做不起来；前不久，克拉玛依油田工会专门组织来川招聘保姆，一连走了四川8个地市，却一个也没组织起来。
记者采访中发现，如同珠三角一样，内地省市也出现了“保姆荒”。据江西省妇联介绍，南昌市在家政行业相对做得较为规范，且具规模。南昌市妇联副主席管女士告诉记者，保姆输出在前几年比较多，南昌方面与广州、上海每年输送的务工人员比较多，但是现在输出萎缩，农民工都在回流，本地工资也涨了起来。因此，该市情况是，“农村人口依然还是想往城里走，可并不想往外地走；就保姆而言，城郊和失地农民做保姆的相对多一些，年龄在50岁左右”。据她介绍，当地农村政策好了后，种、养、殖业已陆续发展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往深圳做保姆的比较多，但从2002年逐渐就开始淡化，近两年多数人就留在本地了。”在南昌市，最具规模的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也似乎有些艰难。“保姆荒啊，南昌也在紧缺，也是雇主多保姆少”，该中心总经理张二伟解释道：“第一，各地市招商引资，几乎每个县都有工业园区，许多外来资本在当地投资建厂，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一般就近就业了；第二，大部分出来的都是年青人，绝大多数进厂工作；第三，农村政策逐渐好转，收入差距已经不大，保姆一般包吃包住每月在600元上下。”
无论前沿的深圳，还是作为源头的内地，均显示出某种危机。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也许，在这种等待中就蕴含着种种变数，也许又潜藏着大的动作。
如何应对
无论是市妇联属下的单位还是个体单位，无论是具有一定品牌和声誉的家政公司还是不具规模的小公司，几乎都提到了“政府扶持”、“社会保障”、“监管机制”、“行业自律”、“职业培训”等关键词。
对于原因的分析，各家众说纷纭，而在解决措施上，大家认同的观点却颇为相似。
孟君告诉记者，保姆荒成为一个现象，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需要政府政策扶持、协会的调节自律、企业的自我规范共同努力。在舆论监督和行业自律之外，孟君提到客户市场的培训和成熟。在实地考察西部乡村时，他感受到家政人员背井离乡的苦与痛，希望客户能够“充分理解”，双方能够和谐地沟通。他认为，该行业亟须一个实施细则来补充《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据孟君介绍，目前家协正在和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洽谈，对行业进行商业保险，但因这项方案的“技术性操作”问题，方案的具体实施时间还无法估计。据悉，上海已经由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推行了保险制度，保险费用由雇主承担。
邱萍则认为，深圳家政行业较早成立了地方性法规，走在全国全面，但是却一直缺乏专门的家政服务员培训，家政服务员已经被劳动部门认定为一种职业，但是其保障却很难真正实施。而《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实施5年多了，不少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以至出现“有法不能依”的局面。
在访谈中，记者发现，无论是作为深圳市妇联属下单位还是个体单位，无论是具有一定品牌和声誉的家政公司还是不具规模的小公司，几乎清一色地提到了“政府扶持”、“社会保障”、“监管机制”、“行业自律”、“职业培训”等关键词。
安子新家政公司已经在进行自救，该公司总经理安丽芳表示，他们正着手解决保姆的来源问题，通过市场调查建立一些自己的家政培训基地，探索新的思路。而种种迹象表明，中家等其他公司也各自有着各自的谋划。
保姆荒，也就是民工荒背景下的一个小小影像。记者发现，家政行业中人一方面希望决策机构的政策扶持，他们是在期待；而有实力的企业却在私下各自展开自己新的思路，在变化和危机中积极应对。毕竟，深圳激烈的竞争史上，教会了企业和人如何面对危机。
“我相信，深圳家政行业的未来是乐观的”，孟君说。
□保姆故事
6年前，来深圳需要很大的勇气
保姆荒，以一个个案简单地呈现出来，也许并不全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管窥时代的变迁。
琼姨和金姨是深圳中家家政公司职员，她们的老家在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大堰乡。据三峡长阳网资料显示，大堰乡是“19万年前‘长阳人’的发祥地”，下辖15个村，59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48.5平方公里，有耕地2978.9公顷，农业人口近3.5万人。
6年前，当时38岁的琼姨作出了一个“秘密而勇敢”的决定，她决定“试一试，来外面看一下”，于是在大堰乡×堰村村委书记老旷的带领下出了门，来到深圳。她还记得大概是10月份，自己出门时选了个日子，让小孩上学，也没敢告诉80多岁的老母亲。她是那一批里唯一一个来深圳的人，当时报名的有16人，但在最后一刻，其余15人都决定退出。说这些话时的琼姨，已不是当年在乡村当家的妇女，她已经既善言谈又熟悉深圳的城市生活了。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人，“思想还没有开化”，她的出走成为在乡村社会中持续的一个话题。
“刚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做不做得好啊？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这个初来的人。”而与首位雇主洽谈时的一个细节依然让多年后的琼姨记忆犹新。参加完家政公司的简单培训后，琼姨遇到了第一位要求聘请她的雇主。雇主对她的资料非常满意，在双方交谈中也顺畅地交流，但到了最后，雇主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对方是湖北的，雇主却摇了摇头，夫妇俩当时认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因此就这样被拒绝了。琼姨告诉记者，“当时我一听，就跑到卫生间哭了起来，当时就横下一心，一定要为湖北人争口气。”几天后，一位至今令她感怀的好雇主聘请了她，这样一来，已经6年。据中家工作人员介绍，琼姨成为湖北籍里很优秀的保姆。
而琼姨在深圳的待遇和状况，不久就断断续续反馈到老家，随后，乡村逐渐活跃起来，思维一步步放开。这个时期，大堰乡×堰村村委书记老旷开始将乡村和城市紧紧联系起来，将所在的村、所在的乡，然后不断地辐射和发散，周围愿意出来做保姆的乡村女性在老矿引领下走向城市。深圳中家家政公司总经理朱凤莲还记得，琼姨那一批就1人，随后开始有10多人，最多的时候一次老矿能带40多人。当时给老矿的推荐费是一人一两百元。而现在，家政公司已经将推荐费涨到了400元，却依然寥寥无几。几年后，老矿再也没有推荐这种生意做了，“据说他去年去了东莞，也在打工”，朱凤莲说。
琼姨的亲妹金姨比她小两岁，但是从外貌而言，看不出姐妹俩谁大谁小，相反，长期从事乡下劳动的金姨面色倒显得更深。她是今年年初来深圳，姐姐领着过来的。但是6年后，来深圳已经不是她的唯一出路，因为去年年前她就有过去上海的打算，出发前被姐姐制止了。而来深圳后，她比起姐姐当初来时好了许多，刚来的工资是800元，现在有1000元了，而琼姨是从350元开始干起的。但是姐妹俩均告诉记者，上海那边的工资比深圳还高了不少。
6年时间，乡村的变化也很快。金姨告诉记者，姐姐出来后，先是老矿将保姆带出来，尔后姐姐回家时每次也要带上一批人来深圳，不过今年过年时只带了3个。2004年后，另外的一个事情出现在乡村人的眼中，那就是从大堰乡去了上海的静姨回乡，带来了长三角的讯息。金姨说，“那边的工资比深圳这边至少多了200元”。于是乡村女性的输出方向开始转移，一拨一拨的人开始往这个村庄的东方走去，而不再向南。
这两年，这个叫大堰的乡村里，保姆的输出基本上分成了两个系列，一个是琼姨为代表的深圳方向，它渐渐辐射到珠三角其他城市；一个是以静姨为核心的上海方向，它也分布在长三角各城。“直到现在，除非个别我非常信得过的，我不再带人来深圳，而去上海的人也很少了。”琼姨说。
图：
近年来，保姆需求大量增加，但保姆荒却愈演愈烈。图为一位雇主在家政公司与保姆交谈。何俊摄
琼姨(右)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金姨(左)。何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