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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之后，王蒙推出了新作《苏联祭》，这本书是王蒙时隔20年再次访问俄罗斯的见闻与感悟的真实记录，对于游历俄罗斯的感受，王蒙称其过程就是面对自己的青春与爱情，是一次灵魂的冒险。《苏联祭》收录了王蒙对俄罗斯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认识。王蒙怀着对前苏联的特殊感情写道：“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也就是前苏联。面对曾经那样友好过与仇恨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对他的威震全球与终于解体，就像面对我的青春与灵魂，面对自己的美与丑、善与罪、褒与罚、年轻与衰老一样。由此记下，并且说出，这就是这本《苏联祭》的由来，这首先是我的心史。”
对于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前苏联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对前苏联倾注了那么多的爱、迷恋和向往？又是什么给他们的漫漫人生带来深重的迷惑、痛苦乃至恐怖？本报采访了几位与那个时代深深结缘的学者，有化学领域的专家、人文学科的学者和当代的小说家，他们回顾了青春年华里对前苏联文化、教育、科学的尊重、向往和困惑。
曾汉民：
俄罗斯人民必将再铸辉煌
对于中山大学化学系曾汉民教授（中山大学前校长、国家高技术（863）新材料领域第一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和他的夫人陆耘教授来说，前苏联唤起的印象不仅是大部分人所感慨的那样，是俄罗斯舞蹈的热情和歌曲的优美，更是根植于心中和血液中一生相随的科学启蒙和奠基、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俄罗斯人民的深厚友谊。
1955年，曾汉民自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国留苏研究生统一考试，他顺利通过考试并被录取。1956年赴前苏联留学，先后在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当研究生，于1960年毕业并获得前苏联化学科学副博士学位（PhD）。1956年陆耘也顺利通过全国留苏研究生统考，并于1957年赴苏学习，1961年毕业并获前苏联化学科学副博士学位。在前苏联留学期间，他们和前苏联老师及实验室的同事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前苏联给予曾汉民的严谨系统的专业基础训练，使他学成回国后就担任了重要的科研任务。其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前苏联撤出了在华的全部专家。1961年，年轻的曾汉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二机部北京某研究所担任科研组长，承担核燃料的分离研究。其间与刚结婚的夫人陆耘没享受过一点新婚的甜蜜，便各奔南北的工作岗位。其时正当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曾汉民一边忍受着当时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一边夜以继日地拼搏在科研工作中，使得本来就患有结核病的他转为全身结核，体重只剩下45公斤，在北京人民医院抢救了6天7夜后，他万幸地死里逃生，之后又转入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继续治疗，之后又连续服药8年，才彻底治愈。
1963年曾汉民被调回陆耘任教的中山大学，一边养病一边承担国家任务、培养年轻教师，研制成功新型高抗冲击强度塑料，满足了军工和民用急需，建立我国第一个橡胶接枝共聚共混增韧塑料中试厂。1976年，曾汉民受命与国防单位合作从事国家急需的战略新材料的研究，随后又在中山大学成立了材料科学研究所，迄今为止培养了100多位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进修的科技人员，成为服务社会的骨干力量。1987年，曾汉民被任命为国家高技术（863）新材料领域第一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1991年，曾汉民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1996年卸任后继续带研究生和博士后。
曾汉民除了研究新材料之外，他结合长期科教生涯的深切感悟，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层面出发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文底蕴是人才的灵魂，是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基石，必须实现厚优秀文化底蕴，载中华科教英才。他撰写的多篇有关论文多次获全国特等奖和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金奖。
说起自己的“前苏联情结”，曾汉民教授说，自己走上献身科学的道路，都是受前苏联教育的启蒙和奠基，前苏联教育注重扎实的理论基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系统的专业教育，同时又注重科学哲学思维方法的修炼，因此它培养出了许多尖端的科技人才，也使得前苏联的科学家一直站在世界的前列。前苏联解体后，曾汉民教授多次接待过前苏联的老同学，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深为赞赏。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他曾接待过一位前苏联时代的教育部负责人，该名客人在赞扬中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后动情地说：“前苏联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历史问题，最终导致了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这让曾汉民教授在痛心之际也异常感慨，他说：“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必将再铸辉煌。”
黄天骥：
俄罗斯曾是一代人的理想之地
“我们这一代人，走上文学之路受到的是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另一个就是俄罗斯文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笑着说。“我自己学文学是因为家学渊源，父亲是中文系毕业的，家中有许多线装书，而上了大学以后，又完整地学习了俄国的文艺理论和俄罗斯文学。”
1952年上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的黄天骥见证了中苏关系最为友善的一段岁月，“那时候真的觉得俄罗斯的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所以特别向往俄罗斯，想有朝一日能去那里一趟就好了。”俄罗斯文学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影响主要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俄罗斯作家们的作品被广泛阅读，也被深深迷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是黄天骥教授张口就说出的作品。而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的不少诗篇，迄今都还没有忘却，黄天骥教授就当场念起了普希金的《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之后就是前苏联时期的作品，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在底层》，大部分的前苏联作品都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黄天骥教授说：“我们是受到严肃的俄罗斯文学熏陶的一代人，对于后来不少泛滥轻浮的文学作品，是无法认同的。我也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受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教育熏陶的一代人，素质是很高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除了文学之外，还有俄罗斯艺术的全面影响，包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歌曲《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祖国进行曲》、《三套车》以及俄罗斯的民间舞蹈等等，同样是战争歌曲，但前苏联歌曲跟中国的《大刀进行曲》等一片激昂的战争歌曲相比要抒情和优美得多，“喜欢前苏联的爱情歌曲除了官方推行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它们契合了我们当时的感情状态，我们那时候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而且这些爱情歌曲的艺术性很高，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战争也有其柔情似水的一面，前苏联的歌曲和文学，在人性的刻画方面，是要比我们更为深刻的。”黄天骥教授说，这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启示，会考虑到人的多面性和作品的丰富性。
蓝英年：
希望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尽快改变
翻译家蓝英年先生（译有《日瓦戈医生》、《塞纳河畔》等）说，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不少俄苏小说，比如《前夜》、《死魂灵》、《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恐惧与无畏》等，但真正大量地阅读俄苏小说还是在大学期间。“我是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像《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勇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前两本小说描写的是前苏联卫国战争后的大学生生活，对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讨论、出墙报、写读后感，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都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议论这两本书。到大学三四年级可以读原文了，第一本读的是屠格涅夫的《前夜》，多少品味出屠格涅夫文字的优美。”而正是在那个时候，他萌发了把有价值的俄苏文学介绍到中国的愿望，但直到1983年《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他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我们这代人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心里结下前苏联文学情结。”蓝英年先生很感慨地说，现代年轻人心中未必会有这种情结，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前苏联文学热的时代。
对一个翻译家而言，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对等，是他的最大遗憾。“中俄是近邻，文化间的交流是很正常的，但是就两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而言，中国翻译出版的前苏联作品，比前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作品多得多。我在前苏联教书期间所接触的汉学家和汉学系的学生，只知道李白和鲁迅的名字，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对其他中国的著名作家，知道的人也不多。学生当中很少人热爱中国文化，只希望早毕业当翻译挣钱。总之，我们对俄苏文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我国文学的了解。我希望这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尽快改变。”
鲍十：
前苏联作品擅人性描写
在来广州以前，作家鲍十的工作地点在哈尔滨，他说那是受俄罗斯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很多建筑都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的。“大概2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大量阅读过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并且为之沉迷，受影响最大的是《静静的顿河》，而艾特玛托夫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日长于百年》，他的中短篇作品非常有诗意，对中国作家产生过很大影响。我接触的作品中，还有很多描写前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战争的真实性和残酷性以及战争中人性的描写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我们当时接触到的中国写战争的作品有太多虚假的成分。”
鲍十说他曾经在报上看到过蓝英年先生的一篇报告，蓝英年说到前苏联时期的一些作家，有个观点他非常认同——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只要你的写作为民族、为人民、遵循艺术本身的原则和良知，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其作品也会在文坛上长久地放射光芒。“前苏联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真正能够留传下来的并不多，而且几乎都是那些在前苏联时期比较受排斥的作家，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这无疑是给我们这些写作的人的一个很明显的启示——那些思想意识比较简单的作品，是不可能流传久远的。” 本报记者 龙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