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又值月末，回望八月舆论，民生热议与社会批评，依然占据报端。此诚公民意识继续生长之表现，本让人乐见，但于喧嚣之中，一个不甚乐观的倾向已然滋生：行使民主权利的社会批评，蕴含着一种不容人说话、言语霸道的极端逻辑。
清华大学的操场上有家长睡觉，于是这个高等学府便成了“缺乏人性”的代表；有地方政府开展反腐败宣誓，于是成为“形式主义”的靶子；有官员说“不可能人人买房”，结果面临着人品道德的责难；有研究人士说“垄断行业并非人人都是‘年薪十万’”，俨然已成冥顽不灵的“保守势力代言人”……
俗话说得好，如果手里拿的是锤子，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钉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实践着发表见解的权利，但不乏有人吸收了“锤子逻辑”，不管什么新现象、新事物，以“抬杠”的定势思维，统统拿锤子待之，先砸碎而后快。
如此喧嚣的背后，蕴含着极大的危机。一个社会，由法律的网构筑了不可逾越的下限，道德搭起向上追求的梯子，二者之间的纬度，彰显自由的幅度。纬度之间，只要下不逾底，都应以宽容心态面对之。但自恃“正义”的喧嚣批判，正在损灭这宽容的存在，走入矫枉过正的极端。
批评的权利，应该与“理性批评”的义务相辅而存。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的理性批判》中，将“法”的哲学径直表述为“权利的科学”，认为只讲权利而不讲权利所附带的义务，是对“权利”的曲解。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先生的话，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较少批评大陆的社会时，阮先生说：大陆正处于快速的发展中，这个过程需要小心呵护，实在不忍心用求全责备的思维，去轻易否定实实在在的发展。
阮先生的话是有大智慧的，他是在理性地使用自己的话语权。有人并不喜欢听“理性”，而喜欢想骂就骂。诚然，骂是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更需要智慧地行使。就整个社会来说，一味攻击新事物可能具有的缺陷，事事锤锥相加，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可以自由发表见解，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如果绝大多数人能够理性地使用话语权，那对于民主的完善，作用更是无法估量。“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人人可以贴，似乎人人都有了话语权，但只有了“民主”的形式，缺乏民主的思维，很多人的想法，动辄会被斥为“异端”，统统剿灭而后快，最终导致民主作风的彻底丧失。
今天，极端思维的流毒似乎并没有消失殆尽。如今，陷入极端的批评喧嚣，实际上是用一个貌似民主的霸道言语，来表达一种权利的诉求，这是荒唐而可笑的。它将无视蕴含于变动中积极进步的因素，用“抡锤的哲学”，损害正面的建设，这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力量成长的正常路径。
正所谓“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共舆论应该宽容在法律底线之上的多元利益表达，应该宽容充分的社会博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一个召唤民主的时代，需要加强这些民主的精神，否则，“攻乎异端，斯害在己”，受损害的，将是我们这个民主建设的大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