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的现实版图
有评论家认为：不少海外华人作家用双语写作、创作自由度更大，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也更大
背景:
近年来，世界华文热不断加温，中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如火如荼。
在刚刚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了一个“故园想象”的主题、“启蒙/救赎意识与华文文学”的主题。因为不管是白先勇那一批老的作家，还是后来移民的严歌苓、张翎、虹影等新的作家群中，他们的作品里都包含一种故园的想象，就是“回望故国”。这些旅居海外的作家，对人的价值有一种新的认识，对人性、人情、关爱等问题也有十分独到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的“三驾马车”？
最近，旅美作家严歌苓在国内备受关注，她的知名度迅速从文学读者层面扩展到普通观众层面。一是导演陈凯歌钦点严歌苓为他的新片《梅兰芳》编剧；二是根据她的小说《扶桑》改编的电视剧《金岸》刚刚“杀青”，即将与观众见面。
严歌苓的“个性”一直为外界津津乐道。她的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自今年5月出版以来，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她本人表示，“还没听到批评的声音”。在接受采访时，她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这个问题也太傻了吧……这都什么问题啊，来点有挑战的！”除了性格，严歌苓受到国人关注还因为她舞蹈演员的经历以及与一名美国外交官的婚恋故事。
其实，严歌苓在国内的时候已经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移居美国之后，她着力创作几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在海外、台湾等华人生活区有很大影响。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女房东》，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等在台湾屡获大奖。因此，她被称为“新移民文学三驾马车之一”，其它两位是虹影和张翎。甚至有人称她们为“海外华文文学三驾马车”。
在国内，虹影带来的话题也往往比她的作品更具爆炸性:《饥饿的女儿》涉嫌重复出版，《K》被判侵犯隐私权，《绿袖子》涉嫌抄袭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对此，虹影很无奈:“我的作品虽然在国外很火，一到国内就麻烦不断。我认为，作为一名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来说，这是一种悲哀。我更渴望得到与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胞们的认可。”所以，她还是不断地写，这一年半写完了新长篇《上海魔术师》。
在“美女作家”这一名词尚未出现时，虹影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了。她喜欢把自己称为“狐”，她的感情生活也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3年前，她来广州参加一个活动时曾说:“大家说我满世界找男人，现在我找到了！”这个人就是著名旅英学者赵毅恒。赵毅恒对虹影的感情屡次反映在他的批评文字中，这也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他这样评论虹影:她不仅拒绝归入中国的类别，甚至难以在世界范围内给她找到归宿，因为她的风格变化多端。虹影不是潮流中人，不跟群，不挤船，不等班车。在中国文坛上，她是个踽踽独行的人。
相对而言，定居多伦多的张翎话题少了很多，知名度也低了不少。与严、虹两位职业作家不同，写作对于张翎来说只是一种爱好，她的主职是在一家医院主管听力诊所。近年来，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均获得国内主流文学刊物的青睐。
她们只是冰山一角
饶芃子教授对这几个作家表示了肯定:“在北美的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和张翎很有代表性，写出了相当好的作品。现在新崛起的欧洲华文文学新移民作家，比如虹影，她的作品在大陆也很有影响。比之以往，这些新移民作家实际上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就是说，在感受了文化的差异以后，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创建了一些新的华族文化的美学模式。”
但对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来说，她们只是冰山一角。饶教授告诉记者，国内学界最早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是以台港文学作为引桥，首先进入学者视野的是北美和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北美方面主要是关注六七十年代从台湾移居到美国的华文作家，比如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后来才又扩展到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近几年来，新移民华文作家作品也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北美的新移民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去留学的，一类是从打工一族走出来的，所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作家群:“草根文学”和以留学生为根底的作家群。这两个群体是互动的，彼此不对立。最近他们出版了“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的作品集《一代飞鸿》，还编辑出版了《海外新移民大系》。而那些在国外出生、生长并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他们多是华人的第二代、三代的子女，叫做ABC作家。这些华裔的英语作家有一些已经很被主流社会所关注，并且成了排行榜很热门的著作，比如汤亭亭、谭恩美的小说。
欧洲的华文文学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赵淑侠，她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散文《紫枫园随笔》都很有名。澳洲的华文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阳昱，他写诗，也作学问，基本上可以进入当地主流社会进行对话。还有从澳洲回来的朱大可，当时在那里也很有名，另外从广东到澳大利亚的新移民作家张奥列，也出版不少作品。
“以前我们对日本和韩国的华文文学关注得还不够，其实日本的华文文学历史较长，也有很深的汉学渊源，中国和日韩有一种民族文化渊源的亲和力。”饶教授说。
冲击“诺奖”新希望？
虽然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庞大，也时有代表人物出现，但一些大陆的作家，包括批评家和学者，认为港澳台文学水平有限。对此，饶芃子教授表示，我们大陆的作家一直都是用汉语写作，我们的功力，我们的文化渊源，我们的文学技巧等等，有很长时间的积累，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大陆作家的作品也成就不一，有的很优秀，也有比较一般的，不一定都达到那么的高水平。
“海外的华人作家，很少是成名以后才移居国外，更多的是到了外国，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生活，有各种各样的感受，有的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种离家去国的很深的伤痛，他们借文学来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自己的文化追求。现在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早的有近百年的历史，短的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如果是从历史上来比较，跟大陆就很不好比。但把它们放在国家的具体环境看，各个国家都有一批比较好的作品，有的还很优秀。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比较幼稚。此外还要说明一点，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
她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来不及去选出那些在各个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特别是具有某一种经典意义的作品，把它们汇集成册，整体地展示在国人面前。但现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通过出版界的努力，起码像白先勇这样的著名作家，广大读者都已经接受和承认了。所以她最近提出要编一套海外华文作家的小说精选，一本一本地编出来，并加以评点。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有的能用双语写作，他们应该更容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旅美海外华文文学批评家陈瑞林表示赞同:“现在美国从事文学创作的华人有上千人，有名气的也有几十个，如今中国文坛出现伟大作家，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个群体中产生。这些作家自由度更大，面对东西文化的碰撞，他们写出的作品更有创新精神和冲突性，容易被国际文坛认可。因此，从这个群体中蹦出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专访:
饶芃子：华人文学可以用双语写作
推动中华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
——让世界各族人民能真正认识我们传统文化中那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温馨甜蜜的成分，以及它那种具有隐秘生命的魅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把海外华文文学称为“混血的文学”？
饶芃子(以下简称“饶”):它是一种特殊文化载体的文学，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既不同于各国的主流文学，也有别于中国本土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因素和视野，所以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虽然具有跨文化的性质，但它的根是系在中华文化这棵老树上，它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跟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互动，使其在中外文化的比照中，让世界各族人民能真正认识我们传统文化中那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温馨甜蜜的成分，以及它那种具有隐秘生命的魅力。
记:那么它具有的这些世界性因素，对于中国文化跟世界的对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饶:以前我们一直在谈论“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要走向中国”等问题，事实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动摇，多元文化崛起，国际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在多元文化中求和谐的愿望，文化先驱都祈求创造一种新的全球化的理想，那就是: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互动互促，共同建构一种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完全应该成为多元文化中备受关注的一“元”。要让世界走向我们，我们就要主动去与他种文化对话，而海外华文文学正是海外作家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之后的结果，是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文化交汇的结晶。实际上他们是处在华族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地带。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推动中华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应有所促进，但国内学坛对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关注不够。
为华族文化增添新的基因
——白先勇在创作中，既吸收了西洋文学技巧，如意识流等现代派的手法，又能借此激活自身的文化，不断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和拓展。
记: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对于本土华文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否也能产生一种参照和促进的作用？
饶:对，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比较深刻。这实际上就是我上次在贵报召开的白先勇座谈会上所谈的。许多海外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就会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差异，在感受差异的同时，会回望自己，反思自己，从而会在反思当中再发现和创造自己，这就为我们的华族文化在世界发展中增添新的基因。感受差异是很重要的，以白先勇为例，他原来是西学出身的，是学英语，到美国以后却自觉积极地学中国历史，阅读各种中国经典文本，因为他在中西文化比照中感觉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渴望更多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因此他在创作中，既吸收了西洋文学技巧，如意识流等现代派的手法，又能借此激活自身的文化，不断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和拓展。所以他的华文作品很多人喜欢，翻译成英文，也很多人喜欢。就是说，他是在感受文化差异以后，实现了新的融合。这实际上也是在某一个角度、某一种路数上发展了中华文化。
记:您提出的这个观点，也被当前的一些文化现象所证明，比如虹影、严歌苓等客居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她们出国后写的作品在大陆出版后，都引起极大的关注。而文学研究方面，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出版后，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如上所说，海外的作家学者们在感受到了文化差异以后，会有所反思，对本土的文化和以往的生活，有新的发现和体验；第二个方面，是因为他们从中国移居西方，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我们中国过去传统的理论基因、文化审美的路数跟西方不一样，他们在创作或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视角，使读者感到有新意。以夏志清的现代小说研究为例，他经常用比较的方法和心理分析法来分析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为他在西方学坛接触到许多新的方法论，他将它们运用到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就有另一样的不同于本土美学的构想。这对于本土的作家和学者来讲，会有一种参照和互动的作用。
华人文学也可以用双语写作
——因为它在海外以华语的形式出版，恐怕购买的人不多，不是人家看不起它，而是读不懂。所以我就主张，有双语写作能力的可以进行双语写作，让它能在该国有读者。
记:您在文章中还强调，在研究上可将华人的汉语文学和非母语文学打通，并认为应鼓励有语言条件的海外华文作家用双语写作。
饶: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汉语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载体。现在随着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性的汉语热不断加温，这对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很有好处。但毕竟西方的主流社会、主流作家、学者，真正懂汉语的人不多，我们有的海外华文作品写得很好，要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必须通过翻译，而翻译本身实际上会对原作有一定的疏离。所以如果懂得双语的作家，能既用汉语写作，同时又能用非母语去写作，对他们与主流文化对话，是很有好处的。
记: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哈金，他现在在美国相当“主流”。
饶:虽然国内对他作品的评价不一，但他在美国是一位能用双语创作、较有影响的作家。我认为，海外华人作家能用汉语写作就用汉语写作，能用双语写作就用双语写作，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关键是作品要写得好。现在美国的华裔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已受到该国主流社会的关注，他们由于家庭的影响，就有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存在，在他们所写的作品中也有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推动作用。
记: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很多未必原来就是作家，是特殊的生存境遇产生了这样的书写欲望。那其中就包含一个问题，如今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些作家的写作如何面对市场，他们的市场在哪里？
饶:海外华文文学的市场在国内。很多好的作品早期在台湾、香港发表，现在有不少就投到中国大陆来了。因为它在海外以华语的形式出版，恐怕购买的人不多，不是人家看不起它，而是读不懂。所以我就主张，有双语写作能力的可以进行双语写作，让它能在该国有读者。实际上，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广大读者是在中国。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初，老作家萧乾、冯牧出国访问归来，介绍境外的华文文学情景时用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名称。不久之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饶芃子开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曾多次主持这一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到境外、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并被推选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据她介绍，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而海外华文文学则是指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的华文文学，比如美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华文文学，它们不属于中国文学，而是各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
1979年，广州的《花城》杂志发表了曾敏之先生的《台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一瞥》，这是国内第一篇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同年，《当代》在国内首次刊登了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引起人们对台港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的关注。白先勇等作家的作品跟大陆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不一样，它们写人性、人情、漂泊、怀乡、寻根等等。虽然这些主题也曾出现在从前沈从文、李健吾等老作家的作品中，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时代。因此，国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最早是从台港文学开始的。
自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台港文学讨论会”开始，到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文学空间全部显现出来。人们认识到汉语文学是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之一，除中国以外，世界各国也有华文文学作家作品。所以第六届会议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世界华文热不断加温，2002年5月在暨南大学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人物简介:
饶芃子，1935年生，广东潮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并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艺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间大学的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镜》、《心影》、《文心丝语》、《中西文学戏剧论文集》、《比较诗学》等。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祥蕉实习生王蔓霞
图:
严歌苓
白先勇
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者和作者——从左至右:虹影、饶芃子、张翎。
饶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