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8月21日电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政论家南方朔的文章说，有些字，有些情绪，最好就让它躲藏在黑暗内心的角落，别去想别去说，因为一旦去想去说，它就有如中蛊一般，可能让人着魔，最后释放出来的，可能是谁也无法控制的恶灵。
文章说，自从二○○四年三月十九日两颗魔法子弹案发生后，台湾的政治语汇里，突然就多出了“刺杀”“暗杀”这种禁忌语词。当人们对别人痛恨、害怕时，这种语词就夺口而出，于是“刺马”、“刺施”、“刺扁”等遂相继出现。有人会辩说这是言论自由，但我可不相信这样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些话一旦讲了出来，它就不可能只是随风飘散的空气，而是像细菌孢子一样，成为一种隐着的呼唤，呼唤着人类公共生活里的邪恶成分。
今天人们谈到“刺杀”“暗杀”时，都会引用马可波罗所着的《东方见闻录》，指说当时的叙利亚的伊斯迈利斯派有个“山中老人”，养了一大群刺客。但根据近代中东问题权威学者伯纳．路易士所着的《暗杀团：伊斯兰的激进教派》所述，“刺杀”“暗杀”这个字比马可波罗早了大约一百年就已在欧洲出现。我们不知道那种“刺杀”“暗杀”文化对欧洲人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影响，但刺客的那种“疯狂的效忠”，的确很激励着西方人的想像。
文章说，到了近代，由于对人类公共行为的历史研究已有了更多进展，我们已知道政治上的确有过“血仇暴力”─它指的是有许多地方的政治乃是敌对宗族帮派间血海深仇的暴力循环。印度过去每到选举就杀成一团，每次国会议员选举总要死个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以及所谓“暗杀暴力”，这方面研究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一直到廿世纪初的美国了，从阿帕拉契山南麓、新墨西哥州、德州，这种暗杀暴力都相当普遍。这些偏僻的、边疆的地区，系统整合薄弱，人民好勇斗狠，搞政治的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于是“暗杀暴力”遂很容易一旦有个人开了头，马上就大家有样学样地开始蔓延，大家都认为对方藉暗杀而占了便宜，不去暗杀对方几个人，简直就是大吃亏。在新墨西哥州，甚至党机器都变成了暗杀机器。在一个相信“刺杀”“暗杀”就能解决政治问题的社会，政治其实已不存在了。
文章指出，今天台湾的政治，由于有权力的人刻意去操弄既有的矛盾与对立，企图藉此换取政治利益，整个台湾的你恨我、我恨你，已日益升高，一旦支持的对象在权力上受到威胁，“刺杀”“暗杀”这个念头和语词就跑进有些人的心头，并从他们的嘴里跑了出来，这是邪恶的第一步，它由不应想、不能想、不应说、不能说，变成了敢想敢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加以谴责，以免它变成第二步，否则我们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我们不愿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