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芦伟坤
2005年9月8日，海林市殡仪馆出现了一次空前盛大、悲情的葬礼：告别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花圈被租用一空，自发赶来的千余名师生、学生家长无不掩面痛哭；与此同时，海林林业局第一中学校园里的树枝上，系满了寄托哀思的白花。校长崔国胜的悄然辞世，让人痛惜；他的事迹，让人感慨。
名师战略走向辉煌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海林的林区经济陷入困境，海林林业局一中的骨干教师陆续外流，学生纷纷转学，学校一度只剩下300多名学生，高中不足百人，高三仅剩24人。危难之时，林业局党委于1991年将全国模范教师、省级特级教师、在师生中威信极高的崔国胜推到了校长的位置。而当时，正有许多南方名校邀请崔国胜前去任教，其中珠海一家学校聘请他去当校长，并许诺年薪20万。
崔国胜望着破旧的校舍和学生们一双双期待、信任的眼睛，毅然选择了留下：“林区的孩子不能没学上，林区教师的待遇太低了，我一定想办法改变这一切。”
为摆脱困境，崔国胜先尝试走勤工俭学之路，他背着方便面，坐着硬板车外出考察项目，可投资少、收益大、风险小的项目没有找到；他又寻求联合办学之路，但海林林业局一中这个烫手山芋无人接。执著的崔国胜毫不灰心气馁，最后下决心做林区教育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采取名师战略激活教育资源。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是实行“一校三制”的分配原则：名教师一档，应届大学生二档，现有企业教师三档。在全校职工大会上，崔国胜说，我拿第三档工资。为此，他冒着被林业局处分的风险，卖掉校办工厂，筹集了名师招聘费。结果先后有60多名省内外的优秀教师应聘前来任教。
在刚开始推行“名师战略”时，面对外聘教师优厚的待遇和几倍于本校教师的工资，教职工的心理一时难以平衡，崔国胜深知能否解决好这一重要矛盾，将直接影响到改革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为此，他耐心细致地为本校教师讲解“先富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并且身体力行，除了做好校长的本职工作外，还兼任了高中一个年级的政治课，最多时达到每周26节课，仅上课就相当于两个人的工作量，而且他始终不拿高薪，还是领很低的企业工资，许多应得的代课费也分文不取。有人曾以最低的代课费做了粗略的计算，几年来，他仅代课费就少领取两万多元。他的言行，似无声的细雨感染了广大教职工，保持了学校过渡时期的稳定。
1997年9月，海林林业局一中组成了由6名优秀教师搭配的高一学年“黄金组合”，崔国胜亲任政治老师，每周教24节课。他挨家做工作，打消学生家长的疑虑：“相信我老崔吧，孩子交给我没错！”当年，一中破例招上来176名学生。
三年很快过去了，2000年高考，海林林业局一中有130多名学生考入了大学，其中有两人考取北大、清华，而历史上一中最好的年份也只有30人考上大学。
海林林业局一中最近6年连续获得黑龙江省森工系统高考第一名。学生由当初的300多人骤增到3000多人。
一身正气忠于事业
海林林业局一中“火”了，每到招生旺季，往这里送学生的人都推不开门。崔国胜说：“一切照章办事，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吃请。”他嘱咐家里人：“你们不管是谁，不要到学校去找我。”同事和家人劝他别太较真，崔国胜回答：“如果我不讲原则，那学校早就办不下去了。我也愧对老师和学生对我的信任。”
对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崔国胜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学生樊晓磊是单亲家庭，母亲靠卖冰棍维持家里的生活。崔国胜提议免除了樊晓磊的学杂费、资料费，每月发给他200元的助学金，还自掏腰包为他买了书包、笔和本子。2003年，樊晓磊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崔国胜把这句名言作为他做人、做事的原则。崔国胜家住牡丹江市，可他视学校为家，每天和学生一样吃食堂，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十几年来，经常工作到深夜。每年除夕他都把同事“撵走”，自己留在学校带班。他每月仅有1000元的工资收入，可他的兼课费却从来不要。林业局每年发给他的几千元奖金，都被他用来购买学校的办公用品或给教师搞福利了。是他不缺钱吗？不，他并不是一个富翁，他也渴望生活条件好一点，但他更知道：创业之初，必须有人多奉献一些，而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理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隐瞒病情坚持工作
在海林林业局一中采访，许多老师一提起崔校长都话未出口，已泪流满面。2004年10月，崔国胜借出差的机会陪妹妹去北京看病，顺便检查自己的肝部，不料检查出患有血管瘤。医生建议他住院手术切除，但他只是选择了省钱省事的介入治疗。他说：“学校还有好多事在等着我，这病要不了我的命，我的学校要是垮了，我的命就真的没了。”
到2005年四五月份，师生们发现他经常按着肝部，问他怎么了，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小毛病，腰间盘突出。”六七月正值学生们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而这时也正是崔国胜病情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仍每天坚持接待应接不暇的学生家长。一位学生家长找到他商量孩子报考的事，崔国胜肝部疼痛难忍，不时地站起来按着腰部转上一圈。这位学生家长急了：“你总转什么，是不是烦我了？”崔国胜微笑着坐下，跟这位学生家长继续分析、商量。如今每提起这件事，孩子已顺利考入北京大学读书的这位家长便失声痛哭：“我好悔呀，我哪知道那是崔校长肝疼得坐不住啊！”
2005年7月16日，崔国胜最后一次外出治病，同事们还蒙在鼓里，他自己却清楚，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让家人帮助保守秘密：“现在是学校招生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因为我的病情影响大局啊。”
到了外地，他每天仍接听老师、学生、家长的电话。每次通话，他都声音洪亮地说：“没啥大毛病，过两天就回去了。”可谁能想到，此时由于病情严重，医院已不收留他，他滞留在小旅馆里？有谁又能想到，为了保持正常声音，他由三个家人扶坐起来通话，每次通过话他都累得呼吸急促，疲惫不堪？
崔国胜先后6次去北京、天津治疗，头几次都是自费，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给林业局局长程云山打了电话，并恳求他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位在林区工作了一辈子的硬汉听后热泪纵横：“老崔，你怎么不早说啊，你是林业局的宝啊。我这个局长有困难，就是借钱也要给你看病！”
在崔国胜已站不起来的时候，他的爱人把家中的一万块钱交到前来探望的林业局教育局长手中，说：“国胜对我有个交代，让我一定要把这钱交到你手里。他说有那么一天，森工总局、教育系统的一些人肯定会来，这钱就用作招待费吧。”教育局长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赶紧离去。
见在北京治疗无望，家人建议回家，崔国胜说：“我必须坚持到学校开学再回去！”9月6日，传来学校一切正常的消息，崔国胜对家人说：“我们该回家了，我要看看我的学校、我的学生，我想他们。”挺着42℃的高烧，崔国胜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可是车刚到吉林省四平市，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没来得及再看一眼他魂牵梦绕的校园和师生。
崔国胜去世后，学校整理他的遗物，在他办公室破旧的小冰箱里，翻出的不是名烟名酒，而是一大堆撕去标签的药瓶。大家恍然大悟：“为了学校的发展，崔校长一直在瞒着自己的病情工作啊！”
崔国胜，犹如北国林海雪原中的一棵青松，朴实无华，却伟岸挺立。
（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