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郑卫东挥刀对偷车贼的追砍，砍出了更多人内心对贼的愤恨。这种正义的错误行为，换来一片叫好声。与其说是人们漠视了法律的限制，不如说人们在借此表达对身边治安环境的不满情绪。
这不仅仅是郑卫东个人的悲剧。它让所有人在被震撼后沉思，在情理和法理的纠缠中追索“法治”。
“我觉得别扭！真的别扭。”小妮流着泪，评价父亲郑卫东怒砍小偷的行为。11岁的她不知道涉嫌故意伤害对父亲意味着什么，她只想着让爸爸赶紧回家。
8月8日，郑卫东在西安市环城南路的劳务市场招小工时，发现小偷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上前阻止。在与小偷发生冲突后，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砍刀，追砍小偷300余米。8月9日，他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
因砍贼而改变的家
8月12日，是郑卫东被刑拘的第四天。晚上9时许，忙碌了整整一天的妻子魏小芹才从钟楼附近经营的刀削面馆收摊，带着两个伙计，回到位于北郊一城中村内的家。那夜，潮热的西安城，空气中能攥出水来。
这个“曾经”的4口之家，租住在一间只有11平方米大小的屋内。两张双人床，一张架子床，已占满了大部分空间。一台柜式空调立在架子床边，但那仅仅是个摆设，两台小电扇，“吱哑、吱哑”地拼命摇头，驱赶闷热的空气。小妮和小波都在家，看到记者进屋，小妮礼节性地抿起嘴，算是打了个招呼，而小波却坐在双人床边，身子靠墙，眼睛无神地盯着电视，机械地把遥控器按来按去。
两个孩子是在8月11日下午知道父亲因追砍小偷被刑拘的事。“之前我骗他俩‘你爸回老家了’。”魏小芹说，“孩子都小，怕说实话受不了，但还是没瞒住。”11日清晨离家时，魏小芹给两个孩子留下10元钱。当天下午，小妮和小波却从家里跑到刀削面馆，见到魏小芹就问：“妈，爸到底去哪儿了？到底干啥去了？你没说实话！”他们是从其他亲戚那里了解到实情。
那一夜，也是晚上9时许，3人一起回家。小妮如往常一样，给魏小芹倒了一盆温水，只说了一句“妈，你赶紧洗澡吧”，便躺倒在床上。
两个孩子伤心，魏小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娃解释，只能说他爸关进去，一个月就回家了。”其实，最难的，是她自己。
郑卫东和魏小芹盘下了两家相隔不远的餐馆，郑卫东卖炒菜，魏小芹卖刀削面。平时，两人都是凌晨5点多就起床，去菜场购进一天的材料，“现在都创卫，晚去一会儿，菜场就收摊了。”然后一直忙生意，直到夜晚9时许，才关门回家。
如今，家里的重担全压在这个女人肩上，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准备把卖炒菜的饭馆关掉。“卫东在还能赚钱，现在没人管了，天天亏本，我实在顾不过来。”
来西安后三轮车多次被盗
1996年，郑卫东和魏小芹从老家河南来到西安挣钱。在这座城市，赚钱最初的方式，只是下苦力，“我们从老乡那里买了一辆旧的人力三轮车，他大清早出去贩菜卖，忙完了，下午到太华路附近蹬车拉人。”
这辆旧三轮车，还给他俩惹来了麻烦，“有一天，正在卖菜呢，突然来了几个警察，说这三轮是我们偷的，还把我们带回到派出所，但查不出来，就放人了，怀疑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车的发票。”最后，这辆三轮还是被贼偷走了。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郑卫东再买人力三轮车时，都买新的，这样才有发票。卖菜是辛苦活，“我们没钱，买不起机动三轮，卫东每天三四点起床，骑着车去贩菜，下午再去拉人，一个月也就挣个五六百块。”魏小芹说。
可是，三轮车还是止不住被盗，“一辆新车就要700多块，等于辛苦一个月挣的钱，全搭进去了。”每次丢车，郑卫东都非常生气，“起码一两天内，很少吃饭。”魏小芹说，“光喝水、喝酒，他有个习惯，白酒兑着啤酒一块喝。”
蹬三轮的生活又过了几年，魏小芹心疼郑卫东，建议他买一辆机动三轮车，开始郑卫东心疼钱，最终，他还是下狠心花上千元买了机动三轮车。
但是，这辆车也被偷了。车被偷了，郑卫东又开始生闷气，仍然是不听劝，不吃饭，白酒兑着啤酒喝。事后，魏小芹在和老乡聊天时，有人说：“你们家卫东上次说起丢机动三轮的事，说着说着都快哭了。”魏小芹开玩笑问，到底哭出来没，对方回答：“男人嘛，最后肯定忍住了。”
生日当天遭遇丢车
郑卫东忍住了泪水，但最终没忍住对小偷的憎恨。
今年7月26日，农历七月初二，是郑卫东和小波共同的生日，也是他第一次到环城南路的劳务市场招炒菜工的日子。“平常过生日，我就给他俩早饭多下个鸡蛋，再给儿子买个冰激凌。”魏小芹说，“但那天，儿子非要吵着吃蛋糕，我买了，一家人等到卫东回来一起吃。”
晚上9时许，郑卫东和魏小芹一进家门，两个孩子便围上来喊：“爸爸，快吃蛋糕。”魏小芹赶紧用食指贴住嘴唇：“嘘，你爸丢车子了，别惹他生气。”一家人陷入沉默。
第二天，魏小芹在炒菜饭馆见到丈夫时，他正托着下巴，自言自语：“以后再不去那个劳务市场了。”
可郑卫东还是第二次、第三次去了，每次，都能在劳务市场遇见电动自行车被偷的市民。但每次遭遇的情节，郑卫东并未向妻子具体描述，他总是一个人生气。可魏小芹能看出来，丈夫一直不高兴，每天回家晚，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饭量也不大。
当郑卫东第四次进劳务市场后，最终却没能回家。其实，他也本打算最后一次去劳务市场，带着外甥小雷，小雷说：“就是为了让我熟悉那里的环境，以后招工就由我去。”
惩治小偷用法律还是砍刀
从法律的角度讲，郑卫东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不存在任何疑问。然而，一个从法理角度上讲不存在任何争议的行为，却在市民中引发了强烈反应。占压倒多数的市民认为，郑卫东砍得好，他做了一件“除暴安良”的“好事”。更有市民说，对于小偷就要从严惩处，“让他们被砍一回，再不偷第二次。”市民们说，如果像郑卫东这样的行为，还要被判刑，那以后还有谁在遇到小偷时敢挺身而出？
有学者认为，郑卫东无疑是个悲剧式的人物，而这出悲剧的诞生，实质上是市民不满社会治安现状，认为对盗窃行为惩治不力的极端体现。此时，仅仅指责那些支持郑卫东行为的市民法律意识淡漠，未免显得空洞、教条。法律在这个时候，已无法给激愤的民意一个适当的减压阀。
那些发表观点支持郑卫东行为的市民，很可能被贼偷过，被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深深伤害过。在这个事件上，有人提到“究竟狗该不该去捉耗子”的问题，说郑卫东从某种意义上说行使的是警察的职责。就又有人说了，“猫没有捉好耗子，才会把机会让给狗”。社会赋予警察治安管理的权利，那其就该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可不管怎么说，“路见不平”的正义观念终该被弘扬。但郑卫东的问题，又提醒了一个群众抓小偷时对度的把握适当问题。“度”没有把握好，郑卫东成了一个苍凉的英雄。但是，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在抓小偷的问题上，郑卫东作为一个公民，没有权利去侵犯另一个公民的生命权。
事情发生后，给魏小芹印象最深的是，当问及儿子小波对爸爸追砍小偷的看法时，10岁的儿子低着头，喃喃地：“太难了！”
本报记者 冯强 王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