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田
尽管任何时代都充斥着各种声音，可是绝美的声音依然会成为奢侈品。今天，不用上音像商店选购，附加各种意志和主张的声浪随时可能包围我们，左右我们的生活。声音的侵略性从未像今天体现得如此纷繁、明确、强力，从未像今天招惹如许急着捂住耳朵的厌烦姿势。也许捂住耳朵就对了。此刻，从心底升起的对美好声音的渴望，矫正着我们的听力，引导着我们的辨别力，让我们逐渐恢复失去的优雅与高贵。得知获得采访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大师郎毓秀的机会，我像即将拜会一件稀世珍宝一般激动——老太太已经87岁高龄。76年前，当12岁的郎毓秀开始学习音乐，她可曾想到，将声音奉献给音乐，意味着她将成为一件上天手中独具魅力的乐器，那直捣人心的力量足以令听众泪流满面，而她承载的艺术含义足以令时间的谎言却步？！
7月4日上午，暑热却已难当。当记者来到四川音乐学院，正值音乐考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楼上一间考室里传出小号流畅的旋律，而楼下密集着众多心急如焚的学子。为了凝神于此次采访，看到一位提着大皮箱踽踽独行的女孩，我忍不住想象郎毓秀先生少女时代的模样，但转念一想：郎先生当年决不会遇上“考级”一事，不禁莞尔，又不禁添了丝迷茫。
拐进竹园，四周却主动地清凉起来。川音青灰色的宿舍楼，疏密适宜的树木，几个在院中闲话的老人，一片干净的生活气息。郎先生早在客厅里等我们了。这间客厅朝北，只开着风扇也格外凉爽。靠窗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如同一个书生最常呆的地方是书桌旁，显然钢琴侧是郎先生最常呆的地方。琴盖上排满了相片：9个儿女及其家人，郎先生的先父、老师，还有郎先生各个时期最得意的相片。
“1918年，我是个幸运儿”
“郎先生，这张相片真美啊，是您父亲的作品吗？”记者举起一张郎先生年轻时侧仰着头的相片问。
“不是。这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礼先生拍的。当时我们在美国是邻居。后来用这张相片做了我个唱会的海报。”郎毓秀先生说话如同讲述身边的一件小事，不知道她的记忆里还有多少没有挖掘的宝贝！
“您和周璇是同龄人吧？好像她也是1918年生的。”
“这个我不清楚。我们都在百代公司录唱片，可是彼此都没见过。有时我刚去，别人就会说，刚才周璇在这里……”
“您刚出道就活跃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您为百代公司录了二三十张唱片，影响已及全国。我们知道，当时和您还有您父亲郎静山交往的人物，现在听来都是鼎鼎大名：贺绿汀、任光、冼星海、梅兰芳、徐悲鸿、潘玉良、张善孖、梁思礼、郑君里……可不可以这样说：您实际上非常幸运，在才华需要展露和发展的时候，您正好处于文化艺术的中心……”
“是的，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儿。16岁时在上海国立音专，学长贺绿汀因为喜欢我的声音，就请我在他录制的《湖堤春晓》中担任女高音；《渔光曲》的作者任光那时正在百代公司担任经理，听到《湖堤春晓》，就立刻找我父亲代我签约；通过百代唱片，《杯酒高歌》《天伦》等歌曲被东南亚的听众广为知晓；戏曲大师梅兰芳指导过我唱京剧、昆曲；冼星海送给我许多外国歌谱，还力主我赴比利时留学；我在比利时留学时，张善孖路过，知道为了学费，父亲已赊账3年，就送了一幅老虎给我(可惜我忙着回国，将画和行礼寄放在一位修女家里，委托她来年带到中国，可是等到第二年，画已不翼而飞了)；1945年，我在成都开音乐会，张大千一个人买了350张票……”
“您还认识蓝苹？”
“对呀，但不熟。当年蓝苹和唐纳结婚，我去唱过歌。我对蓝苹最早的印象是我10岁那年，她到我家里来拍照片。”
“您小时候对她什么印象？”
“我觉得她并不漂亮嘛！哈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中西文化强烈碰撞交融的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大家辈出、灿若星辰。有观点认为，当年音乐艺术领域的发展领先于文学，已相当成熟。郎毓秀身处的上海，无疑是艺术的一大中心，至今还在被文学影视作品一再回顾。然而通过认识、采访郎先生，我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当年弥漫在上海的不仅仅是“十里洋场”气息和靡靡之音，还有一批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在从事高雅艺术。而郎先生的“走红”，更说明高雅音乐艺术同样具有广大的市场。从这一点来看，当年上海的文化艺术自由风气已和欧美趋于同等的水平线。
“别后再见，父亲都90岁了”
郎毓秀的父亲郎静山先生是中国摄影界的先驱。1926年发起成立了“上海·中华摄影学社”，成为我国旱期较有影响的摄影团体。1930年在上海松江女子中学开设摄影课，开创了我国摄影教育之先河。1939年，郎静山先生将现代科学摄影技术与中国的传统绘画六法理论相结合，创出一条“集锦摄影”的新路子。一生参加世界各国无数摄影协会，并获颁无数荣誉。1995年4月13日，摄影大师郎静山在台北逝世，享年105岁。
“谈谈您父亲郎静山先生吧。他是一代摄影大师，对您又宠爱有加。”
“父亲的诞辰大约是每年阳历7月7日左右，最近我才写了一篇文章缅怀他，叫《慈母般的父亲》。我的父母是包办婚姻，他们在我6岁时离异。我一直由父亲带在身边抚育。我的很多衣服(包括表演服装)都是父亲设计制作的，他对我生活的照料细致得让我感觉不到母爱的缺乏。兄弟姐妹中我小时候的照片最多，就是因为父亲单独照顾了我六七年。父亲对我的艺术追求更是不计一切代价地全力支持，甚至为我铺平道路。我学声乐，有人说父亲怎么培养我当‘歌女’啊，可是父亲理解声乐的艺术价值。我赴比利时，本来可以申请‘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可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申请到，父亲就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助我出国。”
“那您后来怎么和父亲分开了呢？”
“40年代末，父亲的收入都依靠他的广告公司。当时只有香港还有私营的媒体，所以父亲为了生计，带家人去了香港，就再也没有回来安家。他当时劝我同去，但我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家里的老人还在内地，就没有同行。没想到这一别竟是33年。”
“这33年中您有父亲的消息吗？”
“我也没有主动打听。1956年我随中国艺术代表团出国访问欧洲，在巴黎的时候听说张大千也在。领导知道我和张大千认识，让我去劝张大千回国。张大千告诉我一些父亲的事，如第二次婚变，还有与前妻在院子里砌一堵墙毗邻而居……张大千知道当时国内有人骂他偷敦煌的壁画，不愿意回来。”
“您和父亲后来怎么见面的呢？”
“那是1981年了，我开告别音乐会，走了7个城市。走到武汉，从美国回来的弟弟看到海报后找到我。弟弟说，父亲都90岁了，你们去美国见一面吧！我跟着弟弟去了美国，等了两个月才见到从台湾赶来的父亲。”
“这不会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吧？”
“不是！我们后来经常见面。我经常去美国担任评委，父亲也常去美国。算来见过四五次。1994年，我们兄弟姐妹约好，要在父亲105岁时去上海隆重庆祝的，可是1995年父亲就因肺炎去世了。那年他都快105岁了，还去香港开会，大脑、口齿都特别清楚。可能因为过于疲劳，回台湾就感冒了，接着转成肺炎……”
“您父亲应该已经非常长寿了。”
“是呀，他生性幽默，特别随和，从不挑食。他的口头禅是‘四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不吃，太硬的石头不吃，太软的棉花不吃’。‘四条腿’指板凳，‘两条腿’指的是人。在美国那会儿，我给他倒便盆，他清早便高兴地说：‘呀，教授给我倒便盆！’，像个小孩子。”
啊，那从睿智眼中涌出的泪水
“说说您的孩子吧！您的9个孩子都从事艺术吗？”
“呵呵，我9个孩子只有4个接受过音乐训练。我不强迫他们，全看他们的兴趣，那4个学过音乐的孩子都是自发的。”
“能介绍一下他们的经历吗？”
“我有6个孩子下乡插队。大女儿赶在‘文革’前上了大学，学钢琴，在重庆歌舞团工作；老二的声音条件是最好的，当年报考音乐学院成绩名列第一，可因为是我的孩子，居然没被录取，便主动提出去乡下找弟弟了；老三最早下乡去了西昌；老四喜欢作曲，很早就考上了川音附中，可是也还没有升学，就下乡去了凉山，后来川音恢复招生，又主动把他招了回来，现在他在美国；老五老六‘文革’后才毕业；老七老八都下乡去了广元，条件比较艰苦；老九最小，所以一直留在身边。我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一家人被强迫搬到两间10平方米大的平房里。幸好当时孩子们大都不在，不然那地方怎么住啊！”
“您最不能释怀的事情还是‘文革’期间让您9年禁唱，是吧？”
“对呀……正是理解力最好的时候，不准我唱歌，真是……”老人声音哽咽了。
看到老人情绪激动，我们赶紧转移话题。因为此次采访是通过郎先生的外孙肖斌(郎先生大女儿之子，也由郎先生夫妇带大，近日才随川音合唱团赴维也纳金色歌剧院演出回来)获得她儿时的情况。
“肖斌的母亲‘文革’期间将孩子交给我们带，我们被‘关牛棚’，就把他送到重庆的爷爷奶奶那里，可是不久爷爷奶奶也被‘关牛棚’，没办法，又把他送回来。他就在各个舅舅、姑妈家里轮流生活……这孩子后来做过许多工作，甚至在酒吧里吹过小号、萨克斯，现在总算做了令人满意的事情。”
若不是听到郎毓秀先生的谈吐，若不是看到那么多关于她的文字，若不是亲身领略她如幽谷黄鹂般金色的歌喉，你一定会觉得眼前这位老太太慈祥得如同一位典型的成都外婆——是的，在成都人心目中，外婆是最可亲最无私的女性，亲切到称呼时必定省去“外”字，而直接称呼“婆”。郎先生一生大开大合，见过大世面，也经历过大挫折。人活到这个份上，不获得大智慧都难，更何况郎先生这样一位兰心蕙质的女性。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论谈及青年时代的风云变幻、亲人分离，还是后来人到中年时的痛苦磨难，郎先生都相当克制、淡定，唯有谈及“文革”中她被禁唱9年之事，先生至今仍然难以抑制委屈、辛酸和愤懑、不解，泪水霎时夺眶而出。的确，生活的华彩和阴云，都有亲人可以分享、分担。于是落到个人头上，华彩往往加倍地璀璨，阴云可以变得稍许稀薄。唯独歌唱艺术是个人之事，在艺术的道路上只可能一个人踽踽独行，碰到的一切问题只能靠自己琢磨解决。而在自身各方面条件达到顶峰之时，艺术生命却被强行终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郎先生当年无法解决，哪怕至今也无法解决——被上天挑选赋予金色嗓音的一生可能只有一次，不是吗？！
新闻人物
郎毓秀，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与周小燕、喻宜萱、黄友葵被声乐界誉为“中国四大女高音”。191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杭州。入上海国立音专和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胡周淑安、俄籍教授苏古林、比利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黛依丝。上世纪30年代起活跃于我国歌坛，为百代唱片公司录制《天伦》《杯酒高歌》等二三十张唱片，风行全国及东南亚。1946年赴美国辛辛纳提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进修内琴、作曲与声乐。回国后先后任华西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声学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