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漠视的危险
2005年9月12日，广西柳州市工商局鱼峰分局在该市燎原路鸡喇村公所大院内查获一家非法生产月饼的作坊，该作坊生产的产品，要么“三无”，要么生产日期“超前”，执法人员指出其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时，没料到作坊老板竟说：“不要紧的，是卖到农村的。”
卖到农村，在一些生产者的眼里，已经成了产品质量低劣的最简单且直接的理由。而在农村，农民对在农资中受的伤反应灵敏、记忆深刻，对食品和日用品则表现了大大的“宽容”态度，价格低廉成了选购商品最主要原因。有需求就有市场，生产者和使用者共同促成了农村日用、食用品中假冒伪劣现象的泛滥。
在河南省淇县，《小康》发现农民还在延续着“油盐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县里”的消费方式。在庙口乡一个小村庄，记者走进一家小卖店中，只见物品摆放格局与记者幼年时见到的供销社相比，没有多少改观，货架上、柜台里、地上，货品摆得到处都是，而且都蒙着一层尘土。
店里地上几个敞开盖的装酱油、醋的塑料桶非常显眼。店主说，这一带的酱油、醋都是散卖的，一斤卖0.5元。他的小店也有袋装醋，一元钱三袋，记者看见这种极其便宜的醋在包装袋上没有商标，只有“食醋”两个大大的印刷模糊的字，以及下面一行厂址，更没有标注生产日期。
店主对《小康》说，他进货很少看过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何况很多商品包装都没这些东西。记者看见小店里有一种饼干，只用一层没有任何文字和图案的塑料纸包着。店主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产的，只知道长了毛就卖不出去了。后来他又向记者透露，有时饼干发霉了，如果坏得不是太厉害，就稍微晾一下继续卖。因为饼干一般都是卖给小孩吃的，他们也吃不出什么味来，“但我是从来不会把这些东西给我家孩子吃的。”
记者发现，儿童是农村小型售卖点的大客户，他们一方面较少受到大人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被小卖部的种种小吃吸引。在淇县城关镇的一所小学旁有家主要针对学生售卖小食品的商店，记者看见柜台上有黑、白、黄三种颜色的饮料，都用撕去了标签的矿泉水瓶来装，每瓶都是0.5元。
一个小学生直接跟店主说要买“芬达”，记者见店主拿出了那种橙黄的饮料。记者好奇心起，问店主那黑色和白色的饮料是什么，店主笑而不答，倒是买饮料的小学生说：“就是可乐和雪碧呀。”可口可乐公司最主要的三种产品居然以这种形式一起出现了！
小学生热情地向记者介绍：“那个可乐最不好喝，喝到最后底上是老厚一层黑泥；雪碧还比较好喝，不过最好喝的还是芬达，我们班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记者看见他喝了几口“芬达”后，整个嘴巴一周都染上了一层黄色。
正是这些低劣的食物在威胁着儿童健康，2004年揭出的阜阳奶粉事件就是如此。对曾经轰动一时的阜阳奶粉事件，很多村民都对记者表示有耳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继续选择价低的食品。一名妇女对记者说，村里小卖店卖的儿童食品很便宜，小孩嘴馋，大人被磨不过就给买点。价格低，就能保证多买几次，要是价格高，就买不起了。至于吃多了会不会对孩子健康有害，这位妇女说，便宜的东西也许质量不好，但农村孩子结实，吃这点东西出不了问题。
据商务部2006年上半年发布的《2005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价格优先”。据调查，农村消费者中，74.4%回答会适当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但43.7%仍首选价格便宜。
不仅仅是收入问题
2006年3月15日上午，安徽芜湖工商局将近期查获的假冒劣质家用电器、名牌服装和一些日用品进行集中销毁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虽然假冒伪劣产品已经被浇上柴油并且已经燃起大火，现场围满的村民趁着工商人员不注意，冲进火海中，抓起东西就跑。在这些村民当中，有十几岁的小姑娘，也有年过七旬的老人。
由于热浪灼人，一些人为了能抢到一些物品，将自己身上的衣服用水浇湿后，蒙在头上，冲进火海。他们用锄头或其他工具耙出一捆捆东西，将东西往附近的一个水塘里一丢，将上面的火熄灭，再将已经变形的物品带回了家。甚至工商部门请来维持秩序的人也加入了哄抢队伍。
这件事曾引起网上的一阵热议，但其中一名网友一语中的：“如果农民有钱，犯得着做‘火中取栗’的事吗？”
农民的消费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很多政府机构和学者们积极研究的话题，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自2000年以来，虽然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在逐年提高，而农村消费水平却没有什么变化。专家学者对此的普遍意见是，农民收入不高是拉动内需乏力的主要原因。
农民愿意选择价格低的货品，还有个因素常被忽视，因为很多地方交通的不便利及流通网络的不普及，造成了很多商品的售价远远高于城市。
家住广东揭阳的吴兹美近日回到农村老家，惊喜地发现村里居然出现了一座小型自选超市。虽然物品摆放仍有些零乱，但仍然吸引吴兹美挨着货架看了一遍。仔细端详下，她发现在这一座超市居然出现了四种版本的绿色“飘柔”。
版本一：35元的400毫升装。平日在超市需要21〜25元的绿飘怎么在农村还要更贵？细看，吴兹美发现虽然外包装几乎类似，但字体却是繁体，原来还是“水货”绿飘。
版本二：25元的400毫升装。除了外包装制作粗糙外，倒看上去是国内产品，但打开盖子一闻，一股刺鼻气味扑面而来，明显是假货，但价格却与真品相若，这让吴兹美很是诧异。
版本三：18元的400毫升装，难道飘柔在农村有价格战？吴兹美定睛再看，原来只是包装相似，厂址却是国内另一个生产厂家。
版本四：58元的750毫升装，这一瓶吴兹美认为是正品，但却发现价格比城市里的40多元贵出好多。这让吴兹美不由叹息：这不是逼迫农民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吗？！
但农村的销售商却有自己的理由：正品进货本来利润就不大，再加上交通费用，不提高就更没利了。例如一瓶普通啤酒在城市可能1.5元就能买到，而在一个小山村，售价能加到4元，这样的结果同样是促进农民更倾向于费用便宜的低质品。
2005年8月以来，商务部在各地逐步推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旨在缩短销售环节，以减少流通成本，促进农村商品的质量的提高。如果说这将对改变农村食品和日用品质量产生有益的作用，但对于农民最关心的农资造假问题还是没有避免效能空缺。
谁为“消废”负责
虽然农村市场假冒伪劣横行，农民贪图便宜的消费心理是促成因素之一，但很多学者都认为，让消费者自己对购买的假冒伪劣产品负责是不合适的。尤其对于农村消费来说，在消费中对价格因素的过分看重，是出于自身收入的限制。而且对于假冒产品，大多数非专业人士都无法判断，对农民来说更是苛求。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黄桂芝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谈到，“主要还是监管层面不作为或者说作为不够力度。”她认为，净化农村消费市场是个系统工程，这一工程中，对流通领域加强监管无疑是最主要的，因为产品源头有时并不太容易追及，地方工商等部门只有在销售环节中对售卖假货者给予重击，才能有效制止知假售假。但现在对经营者的惩罚往往仅限于罚款，这样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够。
《小康》注意到，很多农资造假案查获后，最常用的的处罚是罚款，而且这种罚款还因为各种缘由而无法执行。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顾问邱宝昌告诉《小康》一桩他曾代理的案子：承德一农村三十余户村民因购买假农药受损，但因为销售点的老板受到县里领导的支持，结果农民索赔无果，起诉也被以“证据不足”驳回。
而工商等监管部门也有自己的委屈。在河北省玉田县林南仓镇，记者发现该镇7人组成的工商所管辖着150个行政村，而且他们的主要业务还是工商收费。孙富和告诉《小康》，他的那件关于假化肥的投诉，在应该答复的一个月的期限的最后一天，工商所才来了人向他询问情况。很多基层工商部门认为疲于奔命，也无法全“罩”着那些农村市场，而且对于时常下乡“串户”的流动商贩更让他们感到防不胜防。
不过，记者在河南淇县的调查中，不要说流动商贩不容易“打击”，就是一些很明显的假冒伪劣产品也都是堂而皇之地摆在小卖店的柜台上，其中包括一些2块钱一包的“红塔山”香烟。西岗乡一位店主坦诚告诉记者：为了少交税，自己店里的“品牌”香烟80%都是假货。记者问他，这样大张旗鼓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怕有关部门来检查吗？店主说，他每年都到当地管理部门去贴合格标签，偶尔有检查人员进店转一下，但只是看看卖的东西有没有超出经营范围，没有人管质量问题。即使真的出了问题，请吃顿饭就摆平了，然后接着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