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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成一家人在纪念碑旁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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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山截瘫疗养院，几名乐器爱好者正在合奏。本报记者张锦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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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张异阅读提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灾难过后的30年中，他们痛苦的活在过去
的历史片断中，医学上称为紧急性灾难型精神创伤疾病。30年前，精神上的干预属于零，30年后，精神干预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我不想提那个事（地震）。”董贺平突然变得有些激动。
此前，无论看电视、听广播，还是报纸，或者走在街头，董贺平最忌讳两件事：地震和哭声。
尽管30年过去了，但这个本已破碎的历史片段仍缠绕着他，并还将继续。
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张本教授说，很多人的痛苦被埋藏得很深，但记忆常在潜意识中被唤醒，震时的悲惨场面反复在大脑中出现，医学上称为紧急性灾难型精神创伤疾病回避性症状。
一梦做了30年
杨振成再次陷入了30年前的梦。
“娘说送你到市里找医生给你看看腿来着”，杨振成的梦由此开始，杨患有小儿麻痹症，25岁那年，母亲得到消息说唐山市区一家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医生手艺很高，邻居家的孩子就是被他们治好的。
“娘说送我去看病，钱都准备好了，我那个高兴啊，娘也是笑，她说我的腿好了后，就没什么牵挂了。”
“我要走了，你不能跟着。”娘走了，杨振成在梦中突然醒来，已经是泪流满面。
杨振成的梦一直围绕着治腿病的话题和与母亲的交谈，他说这种梦每年都做几次，“梦醒了，才知道娘为什么不要我跟着走，娘不瞑目啊，她还在惦记着我。”
在地震灾难中，爱护他的娘死于非命。
“我被砸在里面，使劲的喊，娘，救我，救我。没听到动静，我知道娘不在了。”杨振成的脊背被房梁砸住，伤得很重，哥哥把他背到废墟上，“边上很多人，都不能动，有的浑身是血，不远儿就是挨个排的尸体”。
30年前那一时刻，历历在目。杨振成把母亲埋到了生产队泡农肥的大坑里，“我娘埋在了最下面，刚铺上一层土，第二家就把尸体放了进去，铺上土，第三家的尸体放到了最上面，只能用土盖上薄薄的一层。”
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张本仅仅是唐山市十多家精神卫生疾病医院中一家院长，但在震后的精神创伤康复治疗方面，尤以见长。
张本把杨振成30年做的同一个梦归类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重复出现创伤性体验临床特征，“不能控制地经常回忆创伤性事件，这种创伤性情景会在病人的思维中和记忆中不由自主的涌现，病人控制不住，感到精神很痛苦。”
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月20日，一个特殊的会议在唐山老干部培训中心召开，会议的名称为“全国群体性灾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国际研讨会”，主办方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
会议主要是针对30年前瞬间生灵涂炭，导致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对死者亲属、伤者，甚至其时怀孕的婴儿性格趋向的影响而召开的。
与会的精神卫生研究学者认为，地震、瘟疫、水灾，常给人以强烈的精神创伤，这些刺激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应对能力，对当事人心身健康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已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张本的一项研究认为，灾难精神创伤的严重程度与远期心身健康密切相关，当中最多的是创伤性应激障碍、抑郁症、神经症等疾病。而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对创伤的应付能力则是重要的中间变量。
一种伤害遍及身心
每次谈及或做病例报告，张本总将一个例证反复的讲述，“这是一种伤害，重复出现的伤害”。
唐山地震20周年前后，一个17岁的男孩从外地返回唐山，一次路过地震遗址时，创伤性记忆被突然唤醒，表现出紧张不安、惊恐、快速离开地震废墟的心理潜在反应。
几年以后，这个年轻人找他求诊，讲述自己压在心中多年的痛苦，“经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会出现恐惧感，心跳加快、口干、手心出汗”。
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一个经历过地震的男子睡梦中突然站立起来，惊恐不安地呼唤“地震了，地震了”，边呼唤边慌慌张张往室外跑去，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清醒过来。
地震的记忆对于梁燕则是一种异常的痛苦，尤其在看到同龄人家人团聚时，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只想赶快走开，离得越远越好。
梁燕是4204名孤儿中的一个，从外地的育红学校回到唐山参加工作后，一天，去参加一个同学集会，“那天人很多，很多同学都是随着父母一起来的，刚开始没有意识到什么，一个女生扑进妈妈怀里时，我一下子懵了，心里一阵刺疼，那种感觉就是快跑，快离开。”
此后，梁燕每每看到父母与儿女的亲情交融时，只有一个念头：逃避。
会议专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性的刻意回避，而是社会性退缩，有意识的在脱离和疏远与他人的情感交流。
一个历史片段的伤害
董贺平住在康复村里，与同是截瘫患者的宋桂英15年前组建了特殊的家庭。
与村里其他家庭的大多数男人一样，董贺平每天上午出门工作几个小时———在外修锁、配钥匙贴补家用。
董贺平的性情有时不好。“特别躁，几乎是一种疯狂。”宋桂英说，“包括我在内，他都不许提30年前的历史，那场灾难毁灭了我们的一切……”
“我就是不能看地震的电视、电影，还有报纸、广播，中央电视台10频道现在不是每天在播唐山大地震吗，我就换台，不看！”
唐山大地震30周年前，媒介已经开始触及到董贺平受过伤害的心灵，“他放他的，我就不看，关电视。”
30年前，董贺平被营救人员抬到遮雨的临时棚子里，深夜，他旁边的一个重伤患者去世，“他女人哭啊，嚎啕大哭，我想动都动不了，现在一看到别人哭脑子里就是那个女人在哭。”
“我真的不能看到别人哭，对我，那是一种伤害。”董贺平知道自己心里的恐惧。
地震20周年前，张本到康复村对截瘫家庭做了一次地震对心理的伤害调查，结果显示，唐山大地震远期（地震后2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为0.94%%。
张本把董贺平的症状列为紧急性灾难型精神创伤疾病回避性症状，“不看与地震有关的报纸和电视，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回避和我们交流，我们非常能理解，任何创伤性线索的提示都能够唤起创伤性记忆并再次感受到剧痛、悲痛和无助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开放的伤口，这个伤口将永远不会完全愈合。’”
“在唐山大地震灾难性事件中，灾难对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是终生不愈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可能一下子使人陷入了困境，很少有人具有应付这种创伤的足够力量。”张本20余年的调查结论这样总结。
一场灾难影响深远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教授王学义，在震后十多年中对中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范围是地震时母亲受孕的616名学生。
王学义在进行的智力测试研究中发现，大地震中孕期的胎儿智力测验的得分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地震的急性应激和长期应激对胎儿的认知功能有潜在的影响。
张本和王学义认为，地震对人类心理深远影响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证实大的自然灾害与严重的心理创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受害群体实施长期的心身健康照顾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任务还很艰巨。”本报记者郎清相经典语录
“我被砸在里面，使劲的喊，娘，救我，救我。没听到动静，我知道娘不在了。”
———杨振成
“我就是不能看地震的电视、电影，中央电视台现在不是每天在播唐山大地震吗，我就换台，不看！”———董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