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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车站设立困难旅客救助基金，帮助突遇困难的乘客及时顺利到达目的地，分解了救助管理站的压力，从而减少政府救助的成本。但是，它与救助管理站的救助方式不尽相同：被救助者需要承诺日后返还救助的钱款。
和大多数的车站一样，开封市汽车中心站设立的困难旅客救助基金遭遇诚信尴尬：所救助的乘客里，还钱者寥寥无几，已经10岁的困难旅客救助基金还能走多远？
5％的返还率
7月6日下午，开封市汽车中心站客运科。副站长刘艳丽从厚厚的文件夹里随手抽出一个记录本：“看看吧，这是过去一年的救助情况。”
总共124页，每页都填写着一个被救助者的名字和相关资料，时间从2005年6月至2006年6月，几乎每3天，就要救助一个突遇困难的乘客。救助的金额不等，最多的达50元，最少的2元。
这些旅客中，有72岁的老人，也有13岁的少年；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离家出走者……
在抵达这个车站之前，他们遇到不同的苦楚：旅行包被偷、误入传销陷阱、被抢劫、与同伴走失，等等。
结果却是相同：他们身无分文，亟须现金买票去往应该去的地方。
幸运的是，这些人享受到汽车站自发成立的困难旅客救助基金，顺利买票上车。
除了极少部分——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承诺，在到达目的地后，将获得救助的金额及时返还，以邮寄的方式或者托人顺路捎回。
但实际上，从这本资料上可以看到，124个被救助的人，截至目前，仅有6人返还救助款，返还率仅有5％。受助半年未还款者，资料上都被填写“无还款能力”。
“这个结果让人始料不及。”刘艳丽说，据统计，救助基金设立10年来，先后为476位旅客垫付了车票钱，而遵守承诺还款的不到一成。
10年前，开封市汽车中心站设立困难旅客救助基金，帮助突遇困难的乘客及时顺利到达目的地。与救助管理站的救助方式不同的是：在这里被救助的乘客需要返还救助的钱款。
寥寥无几的返还记录，显示了开封市长途汽车中心站不得不面对旅客难守诚信的尴尬。
求助催生“爱心”基金
开封市汽车中心站困难旅客救助基金建立于1997年4月26日。
在此之前，车站每天客流量都在1万人左右，车站经常会遇到旅客丢失钱款没法回家，或是突发疾病没钱去医院等情况。最初，一些车站工作人员自己拿钱为旅客解决困难，可是时间一长，就感到力不从心。
后来，开封市汽车中心站在一次演讲比赛中，获得2000元的奖金，征得大家的一致赞成后，这笔钱被车站设立为专项基金，专门为需要救助的旅客垫付车费。
为了让旅客知道这个基金，他们在车站里挂了个条幅，上面写上基金的联系方式。
困难旅客救助基金从一开始就运作得很规范：有专人管理，由副站长和至少一名值班主任签字方可动用；并建立了专门档案，详细记录需要救助旅客的姓名、电话、单位、地址等等。
1997年4月30日，一名丢钱包的旅客成为基金的第一个受益者。
这名旅客乘车趁着“五一”放假，欲返回山东老家，到达开封市汽车中心站转车时才发现钱包丢失，车站工作人员了解他的情况后，给他买了回家的车票。
两个星期后，这名旅客将钱寄还给车站。
“收到还款的邮寄单时，我们都非常高兴。”车站工作人员张信英说，通过救助别人，自己也感到了快乐。
此后，经常有一些乘客找到车站客运科，申请救助。工作人员通过询问和观察求助者的情况，确认其需要救助，就及时拿出基金，帮助买好去往目的地的车票。
借多还少的尴尬
不过，基金所遇到的问题慢慢就显现出来。
几乎从启动那一天起，车站人员就发现，许多受助者离开车站后，往往不再有任何消息，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者趁机“揩油”。
2005年11月2日上午10时，一个60来岁的老婆婆来到客运科，称自己没有钱回家，希望车站拿出救助基金来帮助她。话还没有说完，就“扑通”一声跪下来。
客运科副主任景新玲让她先坐下来，然后耐心询问她的情况。这个婆婆说，她到郑州看儿子，返回途中被割包，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她现在急着赶回通许县老家。老人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
景新玲看此情况，判断这位老人需要救助，就拿出“困难旅客救助”登记本，记录老人的简单资料，然后带着她去买了车票。
老人在下跪时，引来一些乘客观看。客运科另一名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走后，其中一个观看的乘客一直跟着老人，工作人员将此情况反映给景新玲。最后，两个人一起叫住那位跟踪的乘客，问她需要什么帮助。这个乘客回答说：“我刚才还看见她在厕所里数钱，钱包里有一百元的，还有五十元的。”
工作人员再次找到老人核实这个情况，但她矢口否认有钱。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让她上车。”景新玲说，这个老人说以后让儿子把钱捎过来，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
景新玲说，类似情况并不少见，车站人员防不胜防，也无力一一核实。
当然，多数求助者确实是遇到难处需要救助，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离开车站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车站救助的记录显示，未还钱者在登记时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不登记身份证，也没有留下联系电话或者详细的通讯地址。
坚持，因有真正需要者
7月6日下午，记者正在采访时，一名中年乘客急匆匆地走进客运科，此人要赶往商丘，在快要上车时，却发现车票不知丢哪儿了。
“身上只剩下1元钱。”男子翻遍衣兜，只找到一枚硬币。客运科班长李丽将男子的情况进行了登记，然后向副站长刘艳丽和值班副主任景新玲汇报，最后决定动用基金。
男子临走时留下手机号码，并填写了身份证号码。
“但愿他能够信守承诺。”刘艳丽说，虽然还款者甚少，但是，只要有一个还款者，他们也感觉到救助的必要。
从1997年开始，困难旅客救助基金救助的旅客已有几百位，工作人员很难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不过，还款者的名字他们几乎都耳熟能详。因为有这些还款者，他们更坚信助困的必要。
而仅有的几封感谢信，也被他们视为珍宝。
最近的一封感谢信来自山东省郓城县城关镇，时间是2005年5月13日。受助者张均被骗入传销团伙，逃出来后身无分文，去年4月29日到达开封市汽车中心站，得知他的情况后，车站给他买了回家的车票，送他上车。张均返家后，先是寄来一封感谢信，接着将钱寄过来。
“你们为我树立做人的楷模，让我在和谐社会里笑对每一个人。”张均说。
救助基金亟待“输血”
据了解，开封市汽车中心站救助基金由于“借多还少”，目前账面上仅剩不足300元。
基金成立之初，曾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基金不足500元时，就组织车站职工自愿捐款。
“估计又要捐款了。”客运科的一名人员说，从基金运作以来，车站已经组织过两次捐款。每次捐款，虽然她都很乐意，但心里总是难掩一些莫名的情绪。她认为，基金既然是服务于社会人群，是一种公益活动，其来源应该有固定的渠道，而不是只靠车站工作人员分摊。
事实上，由车站自发设立的困难旅客救助基金“输血”问题一直颇有争议。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我省不少汽车站都设有困难旅客救助基金，而首笔资金往往就是通过车站人员捐款形成。在基金余额低到某一限度时，又由车站人员再次捐款来补充。
开封市汽车中心站也不例外。
“财政暂时没有考虑补贴这方面。”7月6日，开封市财政局一名工作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困难旅客救助基金松散的管理办法决定了它适宜继续保持“民间”筹资和自主支配模式。
不过他认为，财政上未予补贴，并不意味否认困难旅客救助基金的积极作用。他说，许多需要救助者在车站及时得到救助，减少了政府救助的环节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它减轻了一些部门的工作压力，比如救助管理站。”③13
□文／图
本报记者杨万东
7月6日下午，一名去往商丘的旅客前来求助，工作人员正登记他的身份证号码。
仅有的几封感谢信被视为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