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酷热难耐。当都市丽人们开着轿车穿梭于大街，当她们着得体而时尚的套装、蹬细高跟凉鞋，优雅地坐在写字间里吹着空调办公时……
她们——穿着朴素的衣衫，在灰土漫天的工地上，头顶烈日，和男人们一起埋头干着粗活。
她们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丈夫，或许是为了孩子，也或许只是为每天能多赚30元钱。当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时，可能不会有人记得她们曾来过这里，更不记得她们的名字。然而她们所流淌的每一滴汗水，都将镶嵌在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中，见证着城市发展的历程。
6月27日至29日，记者连续采访了多处工地，调查了数十名女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现状。结果发现，这些老家多在四川、安徽，年龄一般在30至45岁的女民工，几乎都是陪丈夫一同外出打工的。她们游走于各个省份和城市，比一般女人更能吃苦。如果用五个字概括她们的生存状态，那就是“酸、甜、苦、辣、咸”。
记者 祝田园 摄影 吕廷川
“早习惯了。
干这活儿别想要什么漂亮”
“济南这天儿真热，让人受不了！”从安徽、四川一带来打工的女民工，最常说的就是这句话。她们干活时，有的头上扎着湿毛巾，有的穿着白纱披肩，可汗水还是一个劲地往外冒，不一会儿就一头汗珠。
“济南这边太热了！我们四川老家最热的时候中午也不过三十四五(摄氏)度。”女民工周小丹边擦汗边说。
这些女民工中，大多数人的皮肤已晒成棕褐色，脸上的皮肤也显得颇为粗糙。尽管这样，她们什么护肤品都不涂。“早习惯了。干这活儿别想要什么漂亮。在外边干活不比家里，讲不得条件。”周小丹笑说。
“习惯啦。跟干农活差不多，
只稍微累一些”
清晨5：30，曹芙蓉在燥热中醒来，换上还没清洗、尚带着潮湿汗液的衣裳，叫醒了睡在身边的丈夫。到水房简单刷了牙、洗了把脸后，她就着咸菜嚼了几口馒头，喝了一碗大米稀饭，便和女工友们到工地干活去了。
曹芙蓉是一四川籍的女民工，今年2月她跟随丈夫来到历下区窑头路上的一家工地。每天，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天怎么也得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吧。晚上6：30后才休息。每天都这个样，除非赶上下雨。”曹芙蓉说。
“每天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能受得了吗？”记者问。
“习惯啦。跟干农活差不多，只稍微累一些。”
6月29日11：10，太阳炙烤着大地。一辆运货的卡车拉来一车钢铁建材。车刚在窑头路工地门口停稳，曹芙蓉和两名女民工就爬了上去，站在车上，她们不停地向下搬卸一捆捆建材。她们头戴安全帽，穿着长褂、长裤和布鞋。46岁的曹芙蓉干起活来动作麻利而迅速。20多分钟后，终于卸完一车的上百捆建材，汗水已湿透衣衫，汗水顺着她们的发际不断淌下来，两手和满身的脏灰让她们看起来有些埋汰。
“终于可以吃饭了！”放下手中的活，摘下安全帽，曹芙蓉和几名女工一起往住处走。“你们平时都干什么活儿？”在路上，记者跟她们聊了起来。“搬钢筋、支木板、铲沙……啥活都干！”
“那你们岂不是跟男民工们干的活儿一样吗？”
“嗯。差不多吧。”
据一些铲沙、拌土灰的女民工讲，她们每天平均要铲一至两吨沙土。因为干的活儿多，很多女民工的饭量跟男人差不多，一顿饭能吃满满一饭缸米饭。为解暑降温，她们有时还会买上瓶啤酒，吃饭时喝上几口。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中，女民工占四成以上。她们虽付出了和男民工差不多的劳动，待遇和拿到的工钱却远远不及男民工。据了解，男民工收入多的一天能拿50至60元，女民工最多能拿30多元钱。
丈夫把着门，
才能安心到不分男女的澡堂洗洗
6月29日中午，记者跟随四川籍女民工杜菊祥等来到了她们的住处。下了几级台阶，进到昏暗的屋里，记者发现这是一间十几米长的大通屋，共有三个房间，一排排的上下铺足足容纳了二三十人，而且里面住的有男有女。
“坐在这儿吧。这是我和丈夫的铺。”杜菊祥拍拍一张下铺小床，招呼记者坐下。此时，斜对面下铺上，一名男民工正光着脊梁、翘着腿躺在床上休息。杜菊祥说，这个大屋里住着好几对民工夫妻，都是两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记者看到，民工夫妻的小床与其他单身汉的床铺大小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床铺四周挂了一圈儿围布，将他们与外界隔离开，围布圈起的狭小空间也是夫妻俩唯一的私人空间。
记者在其他一些建筑工地采访时了解到，当楼房盖得差不多时，女民工们大多可跟丈夫找间毛坯房独处。不过由于屋子都没安装窗户和木门，他们就得在门框上钉上木板或挂上被子，以隔离出“二人世界”。
由于工地上男工多、女工少，而且很多工地的澡堂不分男女，于是男民工随时可能进去洗澡，所以女工平时轻易不进澡堂，一般是让丈夫从澡堂里接了热水回来，在屋里凑合着洗洗。
当遇到特别热的天气或是长时间没洗澡身上很脏时，女工们就只得趁丈夫不忙的时候，让他们在澡堂外把门，自己进去好好洗洗。
“俺两口子干一年
刚够一家人开销……”
来自安徽的女民工杨家环，跟随丈夫外出打工已五六年了，家里种着几亩薄地，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儿子，还有需要赡养的老人。
谈到随夫打工，她说：“孩子现在跟爷爷、奶奶过，家里的地也交给老人帮着种。我一个女人家，出来干活不就是为多赚点儿钱。可现在孩子常年跟老人过，见到我已有些生疏了。”
在英雄山路一家工地干活的于姓女民工，4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异常苍老。在与记者聊天中，她提到了在山东大学韩语系读大三的儿子。“俺儿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得1万多(元)，家里种的地瓜和棒子(玉米)才卖1000多块钱，俺两口子干活一天挣60来块钱。干一年刚够一家人开销……”
“前两天俺儿刚从韩国实习回来，四个月花了一万一(千元)呢……”说起儿子来，她的语气中既有自豪又有无奈。
“……发了钱就可以给孩子
买好东西了”
因为离家远，安徽、四川来的女民工们一年只能回家一两趟。
“在外边时间长了，最想的就是孩子。”记者听到很多女民工这样说。
“还好，我们的工钱倒是能按时发。现在就盼着发工钱，发了钱就可以给孩子买好东西了。赶到不忙时说不定还能请几天假回老家看看呢。”说到这里，杨家环终于露出了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