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平王洪鹏
爱因斯坦在《悼念保罗·朗之万》文中说：“在我看来，要是别处没有人已经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他一定会把它发展起来”
著名法国物理学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法兰西学院教授，曾任索尔维物理学会议主席，是许多世界著名学术团体的成员。去世后他的遗体于1948年移葬到先贤祠，与左拉、雨果等法兰西伟人一起。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朗之万取得多项物理学成就，对阴极射线和X射线等问题都有富有成果的研究，对确认电子的存在颇有贡献。他还发展了布朗运动的涨落理论，提出了关于磁性的理论和磁子的概念。1904年，朗之万独立于爱因斯坦得到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式，在看到爱因斯坦1905年的论文以后，他对相对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在当时对相对论的怀疑声中对宣传和普及相对论做了大量工作，也因此，他和爱因斯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爱因斯坦在《悼念保罗·朗之万》一文中说：“在我看来，要是别处没有人已经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他一定会把它发展起来，这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本质方面。”
我们没有找到朗之万在中国的有关照片，但愿这一幅他与爱因斯坦在一起参加反战游行的照片，能增进国人对这位科学家的了解。
朗之万对科学教育的目的、方法等有深入的思考、研究，发表过多次有影响的演讲。二战结束后，他主持制定了法国新的教学改革计划——朗之万-瓦隆计划，这个计划是战后初期法国最有影响的教育改革计划，其基本思想一直影响了战后几十年的法国教育。
朗之万呼吁中国物理学界联合起来，这催生了酝酿已久的中国物理学会。他也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名誉会员
1931年当国际联盟行政院在日内瓦开会期间，中国政府代表曾提出请求，希望国联协助中国政府促进中国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并使中外的文化事业易于相互交流沟通。5月19日国际联盟行政院通过决议，责其附属机构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专家考察团前往中国，研究中国教育的现状，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国联教育考察团很快组成，主要成员除朗之万外有：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柏克尔（C.H.Becker）、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教授法尔斯基（M.Falski）、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托尼（R.H.Tawney）；后在中国加入考察团的还有代表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萨蒂（BaronA.Sardi），及国际文化合作会会长波内（M.HenriBonnet）。国联教育考察团1931年8月31日从法国巴黎出发，绕道北美，于1931年9月30日乘船到达上海。考察团在华考察约3个月，其间数度到达上海。
考察团到达上海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朗之万对日军这一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为此进行了各种声援中国的活动，他写信给法国总理白里安和国际联盟，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袖手旁观。
朗之万的到来受到我国物理学家的热烈欢迎。朗之万与中国物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他应邀参观了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在上海、北平、杭州等地做了多次学术演讲。朗之万呼吁中国物理学界联合起来，这催生了当时酝酿已久的中国物理学会。他也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名誉会员。
考察团在华期间《申报》多有报道
考察团在华期间上海的《申报》多有报道。
除了前文（指《朗之万档案中的杏花楼请柬》——编者注）已经提到的11月11日和12月9日的报道之外，《申报》1931年12月9日还有报道——《中央研究院请物理学界名宿讲演》：“巴黎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朗之万为世界知名之物理学大家，对于磁学贡献尤为博大精深。比因国际联盟组织中国教育考察团，朗教授被聘来华，兹经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敦请，定于本月十日及十一日下午五时起在亚尔培路五三三号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举行英文讲演。十日讲题为《磁学之现代观念》，十一日讲题为《力学之演进——相对论及原量》。两次讲演均系公开性质，凡对此两题有研究兴趣者，届时均可自由前往听讲云。”后由于朗之万前往苏州而取消了第二次演讲。
朗之万还在位于上海Ferguson路293号的世界学院做了题为“科学与文明”的演讲。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找到朗之万在华演讲内容的详细介绍，朗之万这些演讲的讲稿后来似乎也均未正式发表。1932年6月20日李石曾（李煜瀛）还从上海写信给朗之万，希望得到他在上海时允诺的“科学与文明”的演讲稿，以便付梓。
根据朗之万档案，在上海期间朗之万还访问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他的档案中，有一封商务印书馆写给朗之万的短信，感谢他的访问，并附寄商务印书馆新书书目。
时至今日，思考我国教育问题，考察团的批评还有启发
由国联考察团主要成员柏克尔、法尔斯基、朗之万和托尼四位教授共同完成的考察报告分别用法文和英文发表，1932年该报告由国立编译馆以《中国教育之改进》为题译成中文发表。
其实，在华期间，考察团的意见也已经通过报纸有所披露。1931年11月11日《申报》就曾报道《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中国教育违背经济原则》：“……该团此次调查，其批评归纳之为下列数点：一、中国注意大学教育之发展，忘却中小学教育之普及，例如北平一处，大学林立，同为师范教育，既有北京大学之教育系，复有师范大学之设立，察其内容，初无不同，且两者办理均未有特殊设施，实可合并为一处；二、中学教育程度太差，致不能提高大学程度；三、中国物产丰富而尚无人注意利用，应即尽量提倡职业教育，以裕民……”时至今日，思考我国教育问题，考察团的批评也还是有启发的。
“如果我的年纪允许，我计划再次到中国去。遗憾的是我对中国认识得太迟了，人们隐瞒着中国的真实情况实在是犯罪。”
朗之万真诚的热爱中国，他曾经说过，他对这样勤劳、这样聪慧、这样艺术和这样人道的民族的前途，具有坚强的信心，“当时机成熟时，他将为人类贡献更多的财富”。朗之万认为，中国创造了东方文明，法国创造了西方文明，两个文明古国应当携手前进，为世界的和平、进步作贡献。1971年朗之万的儿子A.朗之万出版《我的父亲朗之万》，书中引用了朗之万中国考察期间的几封书信，朗之万在信中写道：“如果我的年纪允许，我计划再次到中国去。遗憾的是我对中国认识得太迟了，人们隐瞒着中国的真实情况实在是犯罪。”
在完成了国际联盟的任务后，朗之万没有与其他成员一起从上海返欧，而是又返回北平，继续与中国物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大约两个星期，1932年1月11日离开北京，北上哈尔滨，后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返回欧洲，预期在2月3日到达巴黎。在火车上，1932年1月23日朗之万度过了他的60岁生日，同行的三位中国朋友给他送上了生日礼物和美好的祝福。这一切都给朗之万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23年朗之万和爱因斯坦参加柏林反战游行
朗之万家信中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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