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日前在全国财政法制工作会议上说，财政制度建设上的“少、老、低、粗、乱”问题依然存在，其中的“低”，就是某些财政规章制度立法层次低，“红头文件”较多(《人民日报》5月25日)。
政府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文件套着“红头”，给人以神秘感，体现着权力。它实际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社会都围绕着行政部门运转，行政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形成了全社会的行政化。于是，每一个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背后都站着一个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它们都被纳入到行政隶属系统之中。政府发布自己的政策，就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为了体现权威，文件都套上了“红头”。相沿成习，文件套上红头成为政府的一种行为方式。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红头文件”应该越来越少。因为伴着体制改革中的政企分开，大量的“体制外”企事业组织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政府文件也就无从可发。但是，奇怪的是许多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发“红头文件”。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关部门有浓厚的“红头文件”情结。
事事以“红头文件”为准而不是以法律规定为准的“红头文件”情结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这种凡事看“红头文件”行事的行政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全是“唯上”意识的暴露。把“红头文件”等同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其实质就是权力大于法律。这样的情况不改变，“依法治国”根本无从谈起。
依法治国，就是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如果把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意志、愿望、认识，把他们制定的“红头文件”都认为是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依法治国”，就不是依法，而成了依领导人的好恶、认识或者依行政机关的权力治国了。
从国家的整体情况看，红头文件用了这么多年，要所有的政府机构一下子就都改过来，也非一日之功，这需要一个过程。但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摆脱“红头文件”情结，牢固树立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思想。唯其如此，才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迈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马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