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钱俊毅
翻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张张泛黄的老报纸，泰戈尔、萧伯纳、爱因斯坦、罗素、马可尼、卓别林……一个个名字跃入眼帘，许多国际名人都在上海留下过足迹。
5月10日，上海市新闻办、上海市旅委和文汇报社主办了“国际名人与上海”研讨会。消息一出，不少读者拨通本报热线，希望能了解这些名人与上海美丽邂逅的更多细节。
在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邢建榕的帮助下，记者查阅了许多史料，抄录下一段段珍闻轶事。记者自知，这些记述肯定不够详尽，还盼专家和读者拨打962288热线或登录新民网(www.xmnext.com)提供线索。
泰戈尔送徐志摩“最后礼物”
1924年，泰戈尔第一次来沪时，年已63岁。当时报载，“其演讲习惯系将论文放在台上宣读，故翻译者尤不容易。”当时，泰戈尔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地演讲，皆由徐志摩翻译，二人由此结下深厚友情。
1929年3月下旬，泰戈尔应徐志摩邀请第二次来沪。当时徐志摩和陆小曼已经生活在一起，由于两人是婚外恋结合，非议颇多，而泰戈尔是极少数支持者中的一位。
短短3天私人访问，泰戈尔只在徐宅与徐志摩谈诗，还专门为陆小曼诵了几首新诗。泰戈尔留给徐氏夫妇两件墨宝：一是在徐志摩的一本纪念册上用中国毛笔画了一幅笔调粗犷的大半身自画像；另一件是用孟加拉语写了一首小诗：“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泰戈尔流着泪用孟加拉语读完全诗。
1929年6月11日，泰戈尔在美国、日本讲完学，回印度途中路过上海，在徐志摩家中逗留两天。临别之际，老人取出一件用金丝精绣的印度丝织长袍，声音颤抖地说：“我老了，恐怕不会再来中国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点小礼物，做个永久纪念吧！”
萧伯纳在上海逗留8个半小时
虽然1933年只是与夫人漫游世界路过上海，但英国大文豪萧伯纳的到来，仍在申城引起轰动。各大报刊竞相刊登萧翁来沪消息和其作品，《申报》连续两天出版“萧伯纳专号”。
据《申报》报道，时年已有77岁的萧伯纳乘英国皇后号轮于1933年2月17日清晨6时抵达吴淞口。宋庆龄、杨杏佛等上船迎接，可“童颜鹤发，精神矍铄”的萧伯纳却因夫人身体不适，心绪烦乱，不愿登岸。后在宋庆龄“坚请之下，游兴复浓”。
但这位“老顽童”还是同守候在新关码头的上海各团体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悄悄在杨树浦码头登岸后，直奔莫利埃路29号(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宋庆龄寓所。“欢迎人员直至得水警电话报告，始各怅然而返。”
萧伯纳在世界学社座谈时，梅兰芳等赠送了泥制戏装鬼脸和古绣衣一件；后参观“一·二八”淞沪战役遗迹时，抗日名将翁照垣托人送上英文版《淞沪血战回忆录》一册。
爱因斯坦亲见妇女儿童悲惨劳作
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爱因斯坦偕夫人艾尔莎乘日本邮船来沪，在汇山码头登岸。在船上，爱因斯坦收到瑞典科学院电报，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甚为高兴。在码头面对欢迎人群，这位“科学巨匠”写下相对论中的β因子，这是他留在中国的唯一手迹。
中午，爱因斯坦夫妇驱车来到“一品香”餐厅用餐，后在小世界游乐场听了昆曲。
从城隍庙出来，爱因斯坦夫妇见石子路旁有许多工役在敲打石块，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他们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爱因斯坦感慨万分，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在南京路，爱因斯坦看见一个佝偻的中国老人拉着一辆黄包车，一个年轻魁梧的欧洲人心安理得地坐在车上，为此震惊不已，这个黄包车夫看起来比欧洲人的父亲还老，竟有如此不合理的事！
当晚6时，中国书画家王震在乔家浜梓园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宴会上，大家请爱翁讲讲相对论被婉言谢绝。1922年12月31日，爱因斯坦再次来沪，1923年1月1日在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
1922年、1923年访沪之行，让爱因斯坦与上海各届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七君子”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姆·大卫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院主任保罗·门罗等一道，联名声援“七君子”。
马可尼欢送宴会无线电直播
1933年，“无线电之父”马可尼在上海时，不仅引发了“无线电热”，还带来了“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思想。
当时，马可尼因偶染风寒，从南京到达上海后，这位“体材魁梧，身御玄色厚呢大衣，年届花甲”的老人就在住处(今和平饭店)闭门不出。但马可尼没有忘记“推广无线电设备”的任务，第二天即前往在中国最早开设无线电课程的交通大学演讲，并为交大即将兴建的无线电台树台基，如今这根金属棒仍矗立在交大内。
12月11日，马可尼赴真如参观国际无线电台。当时《申报》载，“该处现正装置无线电机，其机件全系马可尼公司出品，故马氏对之极为欣喜。”
马可尼的到来，让上海许多无线电公司高兴不已。12月11日举办欢送晚宴，他们在会场内拉了根线做了上海较早的一次无线电现场直播。
卓别林与梅兰芳二度相逢
谈到卓别林在上海的足迹，就要说说他与梅兰芳的深情厚谊。1930年，梅兰芳游洛杉矶时，应当地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邂逅卓别林。1936年3月9日，卓别林携新婚妻子宝莲·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
当晚，在国际饭店胡蝶做东的招待会上，卓别林又遇梅兰芳。他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的话语虽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感受到卓别林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罗素误会引发“妇女解放”思潮
1920年罗素来上海，虽然发表了《中国宜保存固有之国粹》《社会改造原理》《教育的效能》等重要演说，但他带来的最大影响——“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居然是由几家报社的误会引起的。当时，罗素偕女弟子勃拉克(1921年与罗素结婚)一同来沪，而上海不少报社都误称其为“罗素夫人”。在接受《申报》记者道歉时，罗素却丝毫不以为意。他称，自己的婚姻已经走向破灭，与勃拉克之间有着真正的爱情。罗素说，英国婚姻法律十分腐朽，中国的婚姻制度则更为腐朽，我们要摆脱一切没有爱情的婚姻。
身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勃拉克在沪期间为罗素编写演讲稿，同时还在公众场合多次展示自己的真才实学。时值“五四”运动刚刚过后，勃拉克立刻成为“妇女追求知识、追求解放”的楷模。
杜威推动“平民教育”和“义务教育”
因胡适在美国曾师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故这位当时被誉为“实验主义领袖”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的到来，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反响。而胡适全程陪同，更增加了杜威此次访沪的吸引力，当时曾有报纸称，许多人不是为听杜威演讲，而是慕胡(胡适)。
1919年5月3日、4日下午，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连续发表两场演说，其精辟理论和独到思路，为上海学术界钦佩，《申报》连续两天刊载演讲全文。
杜威提出发展“平民教育”和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他还提到了“素质教育”和“学能致用”的理念，他认为，“教育之新精神第一要件当注重个性主义养成，儿童有自动之能力，独立之思想，自己判断不使随波逐流。”“学生习科学当用以解决社会问题，不宜为抽象的教授，致学生所受之教育与社会无关系。”
门罗宣传“教育与实业应当互助”
1921年，美国教育学家门罗的到来，被当时上海各大学校、教育界人士视为一件“值得欢呼雀跃”之事。这位“被推为当今教育实行家第一人”还未到前，江苏教育会、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19个团体“欢迎门罗博士之预备”的消息已见诸报端。
在上海期间，门罗提出“教育与实业应当互助”，他说：“中国实业界应力助教育事业。”同时表示，学校应竭力推广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推动中国实业发展。他说：“实业大有益于教育，教育大有益于实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