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销声匿迹近3周后，黄禹锡12日再次公开亮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造假事件”向韩国民众表示道歉。
会上除了道歉，黄禹锡同时为自己“喊冤”，声称遭到其他科研人员的陷害。
然而声声“喊冤”无法阻止检察机关调查“造假事件”。韩国特别调查小组当日展开行动，突击搜查黄禹锡住所、实验室等多处与“造假事件”有关场所，为调查搜集相关证据。
“没想到道歉如此困难”
韩国首尔大学“造假事件”最终调查报告10日公布后，韩国国内要求黄禹锡公开道歉的呼声不断上涨。12日，黄禹锡再次露面，向民众表示道歉并请求原谅。
“我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再次向全国民众表示道歉。”黄禹锡说，“作为主要作者，我要为论文使用伪造数据承担全部责任。”黄禹锡承认曾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夸大实验数据，并表示将对科研活动中所有错误行为负责，“希望民众能原谅他”。
面对曾经对他无比信任无比崇拜的民众，黄禹锡说：“我其实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我甚至无法抬起头来，没想到道歉会如此困难。”
尽管黄禹锡看上去态度诚恳，几近落泪，但昔日的“克隆先锋”仍然坚信自己的确已经掌握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
“我认为，如果有足够实验用卵子并且条件良好，我的科研小组有能力在6个月内培育出与患者DNA匹配的胚胎干细胞。”黄禹锡说。
道歉之后又声称对自己掌握技术“确信无疑”，黄禹锡再度开始“喊冤”，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遭到其他科研人员的陷害。
黄禹锡说，他领导的科研小组曾克隆出100多个胚泡期胚胎，而从中培育干细胞系则由与其合作的韩国MIZMEDI医院科研小组负责。此外，MIZMEDI医院科研小组还负责对培育出的干细胞系做DNA检查，包括畸胎瘤检查。畸胎瘤是一种独立细胞发育引起的肿瘤，如果证实有这一肿瘤，表示干细胞系培育成功。
黄禹锡明确指出，MIZMEDI医院4名科研人员刻意陷害自己，包括院长卢圣一等人。“这些科研人员反复跟我说，他们确信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系，并通过DNA检查确认。”黄禹锡说，承认并未亲自检查实验结果，但辩解当时他的科研小组没有相应检查设备。
“黄禹锡没说实话”
同时，黄禹锡再次重申培育的胚胎干细胞系可能遭MIZMEDI医院科研人员“掉包”。对于黄禹锡的指控，卢圣一矢口否认，说：“这一说法相当荒唐，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作出回应。”
这次新闻发布会通过韩国国家电视台直播。观看完直播后，揭发黄禹锡“造假事件”的科学家说，黄禹锡作为“造假事件主角”，并未说实话。
韩司法部门突击搜查黄住所
据新华社电黄禹锡所言是否属实，目前仍无定论，有待检察机关调查并最后得出结论。
12日，韩国司法部门新成立的“造假事件”特别调查小组展开行动，突击搜查25处“造假事件”相关场所。除检察官员外，另有多名电脑专家及基因鉴定专家参与协助本次搜查。
有人怀疑电脑中证据已毁
当天搜查重点自然集中在黄禹锡居所。60多名检察官员进入黄禹锡位于首尔南部的住处，收缴了大量实验记录、电脑文件及相关设备。此外，黄禹锡科研小组其他成员及其合作伙伴的住所也被搜查。
一名检察官解释说：“检察机关提早展开突击检查，目的在于确保相关证据不被销毁。”此前有人怀疑，黄禹锡的科研小组成员曾在首尔大学调查“造假事件”期间试图销毁实验室电脑硬盘。
特别调查小组计划于本周末前审查完手中掌握的“造假事件”相关资料，随后传唤“造假事件”相关人员展开询问程序。
针对黄禹锡所称科研成果遭“掉包”一事，特别调查小组表示已经获得允许，查阅黄禹锡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电子邮件，确定“掉包”是否属实。与此同时，特别调查小组也考虑调查黄禹锡如何使用政府科研津贴，但表示首先将与韩国监察院举行磋商。监察院12日宣布将于下周开始调查黄禹锡使用政府科研资金情况。
国际辣评
最后一根稻草
在2005年末2006年初，“黄禹锡”这个名字的热度可谓“如日中天”，占据了世界各大小报纸的显著位置。随着造假丑闻一点点地被披露出来，这个名字不复当初的辉煌，人们对之也用鄙视替代了敬意。
在重重压力之下，12日，黄禹锡终于向“韩国国民道歉”。但他的歉意来得如此牵强而迟滞，仅仅停留在“论文造假”层面，依然在“顾左右而言他”，依然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即要求调查“研究成果被掉包”来掩饰自己的错责。
这种歉意，未免太过清浅。
当造假案初露端倪的时候，黄禹锡坚称无错；当《科学》杂志决定撤销其论文的当天，黄不得不承认论文造假，并草草致歉；在被韩国政府剥夺“最高科学家”称号的次日也就是12日，黄再次致歉，但却选了个最轻巧的角度：仅仅是论文造假罢了。你相信他吗？你还能相信他吗？他的“几近落泪”是真的吗？
除了向民众致歉外，这个得到韩国政府大量财力物力支持的科学家，为什么不向政府说句“对不起”？为什么不对去向不明的研究经费进行解释？要知道，从1998年起，韩国政府总共向黄禹锡领导的科研小组提供资金289亿韩元（约合2890万美元）。根据首尔大学调查，黄禹锡小组被确认动用了其中84亿韩元（840万美元），其中10亿韩元（100万美元）无法解释。
倒是相关方面，已有深刻反省。首尔大学校长11日就学校内发生如此丑闻公开向公众道歉，他说“作为校长，我向大家表示由衷歉意”。并表示将对黄禹锡及其他相关科研人员采取相应惩罚措施。撤销其已发论文的美国《科学》杂志也表示，该杂志已着手尽可能提高审核水平，防止再发表造假科研论文（见本报1月12日A11版相关报道）。
相对于黄禹锡这种态度，难忘一个镜头。前些天，电视上闪过一个画面：黄禹锡在接受媒体采访，振振有词，在其身后，一个拿着话筒的韩国男记者忽然失态，掩面而泣。较之黄禹锡的“坚强”，这个记者的男儿泪更令人动容。
作为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笔者自认为能够理解那位记者的伤悲。举个很小的例子，在韩国报纸上，很难看到韩国影视明星的“负面新闻”。韩国记者如此解释，“明星也是国家的财富，值得珍惜，不应轻易去否定”。对于影视明星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这位曾经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克隆先锋”黄禹锡。
客观地说，黄禹锡一个人是没有如此大的能量将虚假的研究成果“瞒天过海”的，因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造假”之责归咎于其一人。韩国政府对于“科技领先”的急切渴求，韩国民众对于“民族英雄”的强烈认同，相关研究机构对于研究成果“同行审核”机制的缺失等等，都为“造假流程”提供了空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包括黄禹锡在内的某一小部分人的急功近利和道德失衡，直接导演了这场精彩纷呈的造假闹剧。而其中许许多多心怀美好愿望的人的宽容和善良，就这样被无情利用。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向黄的研究小组捐资，依然有人愿捐献卵子供研究用，依然还有大批支持者在高喊他的名字。其中，有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者，也有真心相信黄的超级善良者……他们，希望黄禹锡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其实他们忘记了，根基不稳，大浪来时，一根稻草根本无济于事。（本报记者赵素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