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据《成都商报》报道，记者日前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成都3名博士起草的《职务犯罪证据问题研究》报告已于日前完成。
报告建议，设立受贿案件诱惑侦查制度，允许检察官在特定情形下与行贿人一道参与行贿并取证。
起草报告的3名博士分别是西南财大法学院法学博士、成都市检察院检察官黄维智、雷建昌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川大法学院教师张斌。
昨日，课题组组长黄维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何谓诱惑侦查
检察官可配合行贿人“送礼”
黄维智介绍，诱惑侦查又叫“警察圈套”，是美英德等西方国家采用的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无明确规定。但随着腐败犯罪的发展，传统侦查手段已不能有力打击犯罪。
关于诱惑侦查措施，黄维智解释，检察院接到某官员索贿举报，征得行贿人同意后，检察官可配合行贿人向该官员“行贿”。
“行贿”过程中，随行检察官会在案发地现场或附近秘密录音、录像，作为指控证据。“为争取行贿人配合，检察院可根据情况，结合法律，减轻或免除行贿人的法律责任。”
报告对某副省级城市近10年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立案的1834人中，只有688人被判有罪。有罪判决比例仅为38%。
谨慎启动侦查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用
黄维智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行贿受贿时“一对一”导致不认账的情况很多。此外，职务犯罪主体多是官员，他们智商高、社会地位高、贿赂过程隐秘，收集贿赂犯罪证据，比普通犯罪更为复杂、困难。对人们最担心的“诱惑侦查是否会引诱新犯罪”的问题，黄维智说，“诱惑侦查是在其他取证手段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措施，不能随便启动。”
严格限制权限
基层检察院无权决定能否用
黄维智说，报告建议，只需行贿者主动配合就能完成的诱惑侦查，应由市级检察院检察长审批；需检察人员装扮成当事人主动参与的，应由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审批；基层检察院不能决定能否采用诱惑侦查。
黄维智说，滥用诱惑侦查会损害侦查机关的形象，让人产生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的感觉，所以，应当严格限制。
据介绍，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他们研究“职务犯罪的证据问题”，是为推动司法改革、指导司法实践。
据悉，报告已得到最高检肯定，并将为刑事诉讼法修改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