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殷
历时100年的中国电影，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构成中国电影一道光彩夺目的景观。
1913年中国故事影片的开山之作《难夫难妻》就是一部反映当时妇女处境，揭露封建包办婚姻残害女性的影片。在中国无声电影的巅峰之作《神女》中，杰出的默片明星阮玲玉极为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身为卑贱妓女的高贵心灵。
上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女性命运为题材的影片，如《姊妹花》《新女性》《三个摩登女性》《女儿经》等等，编导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鞭笞社会的黑暗。40年代拍摄的《新闺怨》《关不住的春光》《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等，大多描写了女主人公的现实困境。《丽人行》在3个女性痛苦的心路历程中，除描画了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苦难境遇，还着意表现女性在国难当头的时代风暴中的思想觉醒和人生选择。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可挖掘的文化资源。被誉为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最具代表性。影片围绕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以女主人公素芬的命运为线索，展现了战前、战时、战后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素芬的悲剧性格包涵着浓重的时代气息。其中另两个代表私利和情欲的女性人物，又从侧面揭露了伦理丧失、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在与3个女性的感情纠葛中，层层剥开了男主人公灵魂堕落的复杂过程。影片环绕素芬的坎坷经历，把个人命运、家庭遭遇和国家前途有机地交织起来，真实地描绘了40年代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贫困的旧中国世相。《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它的现实主义魅力为战后的中国电影树立了一座丰碑。
新中国电影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塑造了一系列熠熠生辉的英雄人物，其中许多是女英雄。这和新旧社会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变化，妇女争取自由解放，争取独立人格的思想意识一脉相承。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赵一曼（《赵一曼》），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几位女英雄（《中华女儿》），女扮男装的八路军连指导员高山（《战火中的青春》），从奴隶成长为战士的吴琼花（《红色娘子军》），坚持地下斗争的女共产党员李玉梅（《党的女儿》），机智坚定的女革命者江姐（《烈火中永生》）等等，这些血肉丰盈，性格各异的女英雄，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观众。这些影片以革命理想主义为基调，雄浑的阳刚之美弥漫其间。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电影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艺术家选择对女性命运的描写，已不同于此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是进入文化反思的层面，进而向人性深处开掘。《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村妮、荒妹和母亲两代人的爱情婚姻遭遇，揭示了极左路线下的封建愚民政策，给妇女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压迫。《乡音》的女主人公陶春，是个具有“贤妻良母”美德的农村妇女，同时又是一个为夫权思想牺牲自我的可悲人物。《如意》透过王府格格金绮纹“文革”中的非人遭遇，不仅从人性的角度反思了“文革”灾难，更对人性、生命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特别需要提及直面社会现实，对道德异化做了勇敢批判的《天云山传奇》。影片以反右斗争为背景，围绕着男主人公的命运，塑造了3个不同性格的知识女性———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冯晴岚；思想敏锐的一代新青年周渝贞；外表聪慧内心软弱的宋薇。在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宋薇的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很具代表性和普遍性，她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史。《人到中年》则塑造了一位眼科女医生陆文婷。潘虹以她的端庄大方、质朴细腻又内含书卷味的气质，成功地刻画出陆文婷默默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与真诚的人生态度。这个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女性形象，不仅概括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遭遇，更凸显了她（他）们精神的真善美。陆文婷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审美价值。还有一个令人心动又极富文化价值的女性形象是《人·鬼·情》中的秋芸。艺术家用写实与写意，叙事与象征，真实性与假定性相结合的电影语汇，深刻地刻画了戏曲女艺人秋芸在男权社会里内心的孤独与痛苦，其女性心理中包蕴着丰富的人生况味。
可见，新时期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不仅负载着深刻的时代、社会内容，更在揭示丰富多样的女性内心世界和精神历程中，开掘出前所未有的人性深度，这一创作实绩显示了电影艺术家们的思想意识、创作观念与艺术技巧的极大飞跃。还可以举出《青春祭》中满怀无奈追怀青春的女知青李纯；《沙鸥》里不屈命运顽强拼搏的女运动员沙鸥，《芙蓉镇》里善良美丽又饱受极左路线折磨的胡玉音；《香魂女》里农村妇女香二嫂在当代物质社会中人性的扭曲；还有“我奶奶”（《红高粱》）对传统的反叛，对生命的赞颂；秋菊（《秋菊打官司》）在情与法冲突中的追问与困惑；渴望改变农村现状生活的二嫫（《二嫫》）；《我们俩》里的古怪老太太，以及追求精神栖所的周渔（《周渔的火车》）等等诸多的女性形象。
如此众多的性格各异的银幕女性形象，无一不和时代主潮相契合，她们的痛苦、欢乐、期盼，映射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她们是百年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5日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