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是第十四个“国际残疾人日”。今年的主题为“残疾人的权利：参与发展”。该主题旨在促进人们对残疾问题的理解和动员人们支持维护6亿多残疾人的尊严、权利和幸福。
当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职人员代表，并观看大型音乐舞蹈《我的梦》时强调，要尊重关心和帮助残疾人士，要满腔热忱地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困难。
浙江省助残扶残工作在全国都较为领先，机制灵活。2004年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兴办残疾人托管、托养机构，这也是浙江省民间资本首次被允许直接进入政府统包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同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资金投入，都用于帮助残疾人康复和正常生活。
在浙江民间,各种先进的助残扶残行动,其实早已开展起来了，而且大多数人投身于此时,并没有把这当作一项投资。
比如,象山的李国良，这位曾经小有名气的木匠。
43岁的李国良发现自己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悖论：他所做的越多，得到的却越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聪明能干，而身边的人却认为他越变越傻。“他一定要跟呆子搞在一起，自己能不呆啊？”像这样带着几分揶揄的调侃，就像米饭里的沙子一样，会在他不留意的时候从身边冒出来，以至他自己都无法说清——在这个小镇上，到底有多少人是忍住笑意，冷眼从背后望着他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李国良曾经是象山定塘镇最好的木匠了，他在定塘中心大街上盖起的两层楼房，据说是当年乡人走过时都要啧啧称赞一番的标志性建筑，可如今已破败不堪。
原因很简单，五年前，李国良木匠生意最好的时节，他却推了活计，去搞了一个智障儿童培训学校，在这五年里，他从往日的致富能手变成了众人讥笑的对象。也就在这五年，他拥有了37个智障孩子。
没有伟大的动机
李国良并不承认自己有多么伟大的动机。2000年，他的妹妹，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下岗了。顿时，这个家庭面临着要为这样一个既没有其他技术、年龄又不适合外出打工的妇女寻找工作的任务。
那时，李国良早就从定塘木工厂辞职，成了当地有名的木匠工头，因为手艺精湛、价钱合理还处处为东家省料，大家都愿意请他来盖房子、打家具。他在做工的时候，发现东家的媳妇领着一个半大孩子回了家，一路长吁短叹。
一问之下，才知道那个孩子有智力障碍，学校不要他了，请母亲带回家去。“这样的一个孩子，放在家里怎么放心？将来又能做什么呢？”孩子的母亲向他哭诉。
联想起自己有个好朋友，也正为智障的孩子烦恼，李国良灵机一动：如果在家里搞一个智障孩子的培训班，妹妹不就有事可做了吗？
事情看似很简单：中心大街的新房子刚刚盖起来，有几个空房间，买点桌椅板凳就可以开张了，每个月收点管理费，既解决了孩子没地方去的问题，又解决了妹妹的工作，一举两得。
直到两年之后，由于妹妹实在不堪重负，离开了兄妹俩一同创办的“心园”培训班之后，李国良才意识到自己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他们能认识字
2000年3月，“心园”智障儿童培训班在李国良的家中正式开张，3名智障的孩子来到这里。尽管是妹妹在管理，但是李国良的心头总归多了一件事，就算是在外面做工的时候，愣神间，会突然想起培训班里的事情，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在闲暇的时间，曾经在18岁时做过一年小学代课老师的李国良也不免技痒，亲自上阵，教孩子们说话、唱歌、认字、算术。
妹妹看到他买回来的认字卡片，笑了：“你还指望他们认识字啊？”是吗？他们不可能认识字吗？一开始，李国良也以为自己买回来的卡片不会派上什么用场了，他甚至暗自笑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这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说的孩子，怎么可能认识字呢？“一、人、大、天。”但是，他们真的认出来了。事后回想，李国良仍得意于自己的教学方法：“先认这个‘一’字，几个星期都没关系，巩固了之后，再认这个‘人’字，接着启发他们，‘人’中间加一横读什么啊？‘大’！”
李国良拖了长音示范，底下也会有参差不齐的长音回应。“好听极了！”他说。
困难突然多了
1990年，李国良所在的装修队中，一个人一年能挣3万多元，这个收入，是普通木工的2~3倍。到2000年，盖完了新楼的他还有十多万元的存款。“心园”培训班一名走读生的收费是每月250元、全托的收费是每月450元，三个孩子，这笔费用包括一天三顿饭、孩子的零碎衣服，还要支付一个教师和一个保姆的工资，一年下来，李国良的收入是零。
这笔账里还没有算办这个培训班的风险成本，比如，有个孩子的爱好就是把钉子塞进嘴里。
不过，孩子慢慢多了起来，3个变6个、6个变12个，李国良家的小楼已经不够用了，光靠他妹妹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了。
当李国良为培训班找到了一处临时教室时，他妹妹却要走了。
妹妹让哥哥也不要干了，一头银发的老母亲也说：“国良，我们不做这个了，还是好好去搞装修吧。”
那个时候农村正兴起装修，业务肯定是越来越多，该怎么选择呢？
李国良并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既然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找到了房子，现在就撒手，似乎可惜了一点，他还想继续干干看。
李国良在社会上请了一个老师，他自己，则完全放弃了木匠业务，开始扮演起原来妹妹的角色。“玩一把和正式去管这些孩子，还是很不一样的，”他说：“最简单的，到现在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完整觉。”
几个重度智障的孩子晚上必须和李国良睡一个房间，每到11点、2点，他必须起来提醒孩子去撒尿，不然的话，第二天肯定尿得满床都是。
原来妹妹以前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啊！李国良有些感慨、有些后悔。
没有后悔
这个时候后悔也不晚。在看着孩子们撒完尿后，李国良躺在床上这样想，反正是按月收钱的，等到月底让家长都领回去不就完了，顶多损失一点房租。
但只要他翻一个身，想法也会跟着翻一个身。李国良在翻来覆去当中睡着了，这个培训班、这十几个孩子的命运，也跟着他翻来覆去。
折腾了好几夜，这个培训班不但没有停办，反而越来越大了。
到了2003年，培训班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当的地方。原来的定塘白墩小学被并入更大的学校，经过象山残联的联系，定塘镇将校舍无偿提供给李国良使用。
培训班变成了心园智障儿童学校，李国良成了李校长。
这个时候，李国良的学校已经有37位孩子，其中8位是减免了午餐费和部分学杂费的贫困生。
在有一个操场和十来间教室和寝室的新校舍里，李国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
像一个溺水的人
手下有8位老师和1位厨师的李校长依然觉得忙不过来。
记者见到他时，李国良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蒸一种当地叫做“麦糕”的东西，虽然街上也有卖的，但是自己做，显然便宜一点。“我在办公室就是李校长，”他搓着手说：“在这里就是李厨师、给孩子们洗衣服时就是李保姆，身份很多。”
说话间，几个孩子溜进厨房，拽着他的衣角，李国良从笼屉里掰出一块糕来，吹吹凉，给他们分了，“为什么不去上课啊？”他细声嘱咐：“吃完了赶紧回教室啊！”
应付这些孩子，李国良显得游刃有余，高兴起来他会召集所有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和这些孩子打交道，有时候自己也会暗自得意，把《智障儿童教学》之类的参考书一扔，觉得上面写得太不实际。
但是掖下的伤总是用隐隐的痛来提醒他，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那是一个出走的孩子留给他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孩子就离开了学校，搭上一辆不知道开往哪儿的中巴，等他追出去时，什么线索都没有了。
李国良回忆起来，那个时候人都要发狂了，他骑着自行车像没头苍蝇般乱撞，希望能在小菜场、小巷的拐角、电子游戏室的门口看见那个孩子。
结果一辆拖拉机把李国良狠狠地撞了出去，落下了一个陈伤。孩子最后被好心人送了回来，回来时李国良还躺在床上。
而当台风来到这个半岛的时候，李国良和3个老师要管住26个被惊吓的孩子，当他背着孩子冲过风暴去操场另一边上厕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溺水的人一样，希望能有一只手来拉我一把。”他说。
其实这种感觉时常伴随着他，只是在风雨中达到极致罢了。(记者卢哲恒 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