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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70多岁的离休干部翁文辉生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简称ICU病房）住院两个多月，竟然花去医药费数百万元。患者最后在医院去世，被媒体称为“最昂贵的死亡”。这是什么样的治疗？那么多钱又是如何被迅速“吞噬”的？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亲历者——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父亲住院期间，一次我设法进入ICU病房看他时，他劈头就骂说是我把他害了！当时，我很不理解。看了医院的天价收费账单后，我全明白了。
多年经商的积蓄架不住荒唐收费
父亲是今年5月18日住进哈医大二院的，因为肿瘤科给做化疗导致呼吸衰竭，于6月1日转入ICU病房，直至8月6日凌晨去世，在ICU病房花掉住院费约139万元，另外还有我按照医生吩咐外购药品费用400多万元。多亏我经商多年有些积蓄，可是也架不住这么祸害啊！我发现医院的收费账单中，大部分收费项目与事实不符，有的收费甚至达到荒唐地步。
为回应我的质疑，哈医大二院曾组成调查组，对我父亲的每日费用清单以及医嘱单等进行核对，并出具《关于患者翁文辉在我院住院期间的初步调查》，对药品、化验和手术材料费等收费情况做了说明。
在这份《初步调查》中，我发现了问题：
一、多收费。“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医嘱合计2119（次）、化验报告单为1902（次），收费汇总单却成了2030（次）。“2030－1902＝128（次）”，也就是说，医院多收了128（次）。其中在肾功化验中，医嘱为156（次），化验报告单为144（次），收费汇总单为228（次），“228－144＝84（次）”，即多收了84次，但医院在“备注”一栏里只承认多收了3（次）；而在关于化验的说明中，医院又解释说“检查科一份报告中含有多个检验项目，如肾功，收费总次数是27次乘以4（项目）＝108（次），但报告只有27份”。前后自相矛盾。
二、乱收费。在“血库项目（明细表）”中，RH血型鉴定、血小板交叉配合实验等11个项目，既没有医嘱，也没有化验报告单，却被收费895（次）。同时在“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异常白细胞形态、异常红细胞形态等5个项目，也没有医嘱和化验报告单，被收费18（次）。
三、重复检查。我父亲住院期间被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他老人家没有糖尿病，可是血糖化验（收费）达565次，平均一天近9次。
重复检查、过度治疗在我父亲身上，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初步调查》承认的2925次收费化验中，医嘱与化验报告单、收费汇总单全部相符的只有35份。《初步调查》还显示，医院给我父亲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并解释说“存在这种情况，因每一小时做一次，48小时43次正常”。
另外，收费账单显示，6月3日，医院给我父亲做痰培养54次，一张化验报告单的结论是“有菌”，其他53张为“未查获真（细）菌”。7月5日－8月4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我父亲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输入液体总量最多的7月13日，一天将近170公斤，相当于一名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2倍。
一小时做一次血析，整整持续了两天，谁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啊！医院竟然说是正常，这不是拿人的性命开玩笑吗？一天24小时，怎么做得过来54次痰培养？而且结论不一样，我到底应该相信哪个？天天输那么多液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受得了如此“狂灌”吗？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触目惊心的事实呢？要是我跟医院细抠，每天的收费单和医嘱都对不上，天天在花冤枉钱。不管是交5万元，还是10万元，甚至25万元，总是一两天之内就被通知钱已用光。
几百万元外购药品多数不翼而飞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三件：一是我花费几百万元给父亲外购药品存进ICU病房，多数不翼而飞。发现问题后，我买药都买两份，买一份怕父亲用不上。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证实，他接手我家自备药品10多种，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一次，其他患者出现真菌感染，医院没有“克赛斯”这种药，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让王雪原把我父亲的药给那个患者用。还有一次，我发现一种药品没给我父亲用，就质问于玲范，于玲范说借给其他科室了。我跑去一问，那个科室的人说，早把药钱给了于玲范。
二是医院从上到下串通一气，弄虚作假。我办理出院结账时，医院分别于8月12日和8月15日打印了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在血液收费栏中，一张单子上列有“血费”、“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四项，收费分别为12972元、600元、6900元和1725元，总计22197元；而另一张单子只列了“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三项，收费分别为600元、6900元和1725元，总计也是22197元。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不同时间打印出两个版本，而且在项目缺失的情况下，收费总额竟然相同，明摆着是伪造的。
我手里掌握着30多张医院收费账单，上面加盖的收费公章大概有10种。这些公章形状不一，有圆形的、方形的、菱形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分别为“登记专用章”、“住院处现金收讫”、“预交金收款”、“预交金专款”、“预交金收讫”等。
三是医院给患者用了不该用的药。进口药品“珍怡”的使用禁忌症清清楚楚地标明：“有肿瘤进展症状的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等危重病人在机体急性休克期内禁用。”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在一份证言材料中证实，从6月1日起，医院给我父亲用了“珍怡”。曾有专家警告说，“珍怡”是生长激素会刺激肿瘤增生，应该立即停用。王雪原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请示，于玲范坚持继续给用。在我父亲抢救期间，于玲范接受药厂邀请出国数天。科里很多人看到了她在菲律宾“晒太阳”的照片。
我父亲患的是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是我硬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的。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从最昂贵的死亡看医院的胆量
550万元——如此天价的医疗费用最终也没有留住老人的生命，有媒体称之为目前中国“最昂贵的死亡”。
这称得上是医疗暴利的一个“极品”。可院方声称“医疗费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那么对一些数字，院方又如何解释？比如：住院66天做了588次血糖分析(平均每天8.9次)和299次肾功能检查(平均每天4.5次)。稍微懂点医疗知识的人都会有疑问：单项检查每天需要这么多次吗？再看输液，某日的输液量竟多达78604ml。即便是心脏功能极其强健的人，一天内也不可能承载如此之大的输液量，更何况是一位患了癌症的老人？
众所周知，开大处方、搞重复化验和检查，是一些医院从门诊病人身上揩油的惯用伎俩。而一些医院对住院病人更增加了一些其他手法，如不可思议的用药量等。比如，明明输了1瓶液，却要记上3瓶的账；做了3次检查，却要写成5次。而发生在哈尔滨这家医院“最昂贵的死亡”，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罢了。
现在的一些医院为何敢对患者如此“抢劫式”收费？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欺负绝大多数患者看不懂医疗账单，于是便浑水摸鱼，成心把医疗费用搞成一笔糊涂账；二是相关部门对医疗单位的监管不到位，纵容了某些医院的胡作非为。他们似乎有充足的底气：大不了被发现后退些钱罢了，“你生病了不还得上我这儿来？”
这起“最昂贵的死亡”，非常具有典型性，认真解剖这只“麻雀”，对于分析某些医疗单位牟取暴利的手法、途径等，反思相关监管领域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完善相关制度和法规等，都是大有裨益的。（作者尹卫国原载《工人日报》）
放弃申请民事赔偿权利打官司只为让更多人不再死不瞑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患者家属日前接受专访时明确表示：近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哈医大二院多收费、滥检查、伪造病程记录单等部分证据。
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翁强对记者说，有很多人认为我告医院是因为钱花多了，人却没救过来，心理不平衡。实际上，这与金钱没有任何关系。“我已决定放弃申请民事赔偿的权利，我坚持揭露黑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医院引以为戒，让更多的医生有所收敛，让更多的患者不再像我父亲这样死不瞑目！”
翁强说，看病贵是当前老百姓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问题，他父亲的看病经历正是可供剖析这一问题的“活标本”。他希望媒体和百姓能通过这些证据，了解看病为什么贵？到底贵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翁强认为，首先，看病贵贵在变相收费、重复收费、过度治疗等违规医疗行为上。“医生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但是，一天给我父亲最多输入各种液体将近170公斤，与吃饭、穿衣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医生如此给患者看病，能不贵吗？”
其次，贵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上。降价药品无利可图，医生不愿意开，药局不愿意进，很快在市场上销声匿迹，这些药品改头换面后，立马身价倍增。
再次，贵在医院将巨额医疗成本转嫁到患者身上。医院的楼越盖越高，设备越买越先进，奖金越发越多，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患者买单。
病房主任不承认患者家属指控血库有配合造假嫌疑
据《新京报》报道4日下午，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二院)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至今不承认患者家属的众多指控。卫生部调查组经过十余天的调查，目前仍未做出结论。结论一旦做出，哈医大二院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媒体通报。
卫生部调查组认为，血库的出血量和取血单对不上，且血库最初提供的材料有问题。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说，必须查清血库是否在配合ICU造假，以作为组织处理的依据。
血库的工作人员均被医院领导找去谈话，以彻查真相。(韩福东)
天价医药费事件是一本医德教育的“活教材”
有关人士认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是医疗服务市场化导致的恶果，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医疗领域的种种弊端，是一本医德教育的“活教材”。
解放军302医院感染十六科主任刘士敬博士说，我国部分医疗机构在走向市场过程中，逐渐将公益性和福利性的医疗服务商品化、货币化了，商品市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开始演变为医疗市场的潜规则。很多医院都会为自身发展制定出宏伟蓝图，并体现在“一年计划收入多少”“盖几座楼”“购买多少台医疗设备”等硬指标上。这些远大目标必然要层层分解到医院的每个科室、每位医护人员身上，从而使部分医护人员充当了为医院创造高额利润的一线“战士”。
在这个事件中，医务工作者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在疯狂逐利的歪风面前变得黯然失色。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哈医大二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一语道破天机：“他（患者家属）要求我们全力抢救，全力抢救的代价就是高额医疗费。”
刘士敬认为，这句话也道出了当前医疗服务的症结所在。“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本是医生的天职，如果变成了牟利手段，那就太可怕了！”据新华社电
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与主治医生王雪原对话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
与其痛苦于内心挣扎，不如痛快地站出来说话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这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种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你这样做，就不怕打击报复和自毁前途吗？
王雪原：我确实知道，这样做了，以后可能因此受到打击报复，甚至丧失行医的机会。但是，与其痛苦于内心挣扎，不如痛快地站出来说话。
漏洞太大，我也被利用了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辉病得很重，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事，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这起事件充当了何种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
有些人利用体制漏洞牟利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归结为医疗制度改革的失败。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目前，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其划“优秀”，谁敢不划呀。
这种机制必然要出大问题。就算整个大的医疗体制不改变，我认为在医院这个小环境里，认真汲取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惨痛教训，加强医院监管，特别是对科室领导的监管，才能让一些人有所收敛，才能使老百姓从中受益。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