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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医德滑坡问题，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 资料图片
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记者12月1日采访哈医大二院时，院方称王雪原已经失踪)接受了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
我感觉这里面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现在，网上有好多人质疑我站出来说话的动机。我想说的是，哪怕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尤其像我们ICU病房的医生，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压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为制度等原因，没有享受到国家给的优厚条件，都不能成为医生随波逐流的借口。
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种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辉病得很重，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
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规模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我认为，病程记录是最原始的东西，绝对不应该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问题。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我和另外俩医生被利用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这起事件中充当了何种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否则贻误了病情，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经常感到无能为力。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
目前，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医德滑坡是体制问题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最后病这一场。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这个问题恐怕得问卫生部部长(笑)。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目前，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
患者家属披露天价医药费账单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
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亲历者——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日前在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在我父亲住院期间，一次我设法进入ICU病房看他时，他劈头就骂说是我把他害了！当时，我很不理解。看了医院的天价收费账单后，我全明白了。
我父亲是今年5月18日住进哈医大二院的，因为肿瘤科给做化疗导致呼吸衰竭，于6月1日转入ICU病房，直至8月6日凌晨去世，在ICU病房花掉住院费约139万元，另外还有我按照医生吩咐外购药品费用400多万元。
为回应我的质疑，哈医大二院曾组成调查组，对我父亲的每日费用清单以及医嘱单等进行核对并出具《初步调查》。
在这份《初步调查》中，我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多收费。“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医嘱合计2119（次）、化验报告单为1902（次），收费汇总单却成了2030（次）。“2030－1902＝128（次）”，也就是说，医院多收了128（次）。其中在肾功化验中，医嘱为156（次），化验报告单为144（次），收费汇总单为228（次），“228－144＝84（次）”，即多收了84次，但医院在“备注”一栏里只承认多收了3（次）。
二、乱收费。在“血库项目（明细表）”中，RH血型鉴定、血小板交叉配合实验等11个项目，既没有医嘱，也没有化验报告单，却被收费895（次）。
三、重复检查。我父亲住院期间被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他老人家没有糖尿病，可是血糖化验（收费）达565次，平均一天近9次。另外，收费账单显示，7月5日至8月4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我父亲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输入液体总量最多的7月13日，一天将近170公斤，相当于一名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2倍。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是：我花费几百万元给父亲外购药品存进ICU病房，多数不翼而飞。发现问题后，我买药都买两份，买一份怕父亲用不上。我父亲的主治医生王雪原证实，他接手我家自备药品10多种，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一次，其他患者出现真菌感染，医院没有“克赛斯”这种药，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让王雪原把我父亲的药给那个患者用。还有一次，我发现一种药品没给我父亲用，就质问于玲范，于玲范说借给其他科室了。我跑去一问，那个科室的人说，早把药钱给了于玲范。
我父亲患的是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是我硬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的。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患者家属放弃民事诉讼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患者家属日前表示：近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哈医大二院多收费、滥检查、伪造病程记录单等部分证据。
患者家属翁强对记者说：“有很多人认为我告医院是因为钱花多了，人却没救过来，心理不平衡。实际上，这与金钱没有任何关系。我已决定放弃申请民事赔偿的权利，我坚持揭露黑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医院引以为戒，让更多的医生有所收敛，让更多的患者不再像我父亲这样死不瞑目！”
翁强说，他希望媒体和百姓能通过这些证据，了解看病为什么贵？到底贵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翁强表示，他特别反感众多媒体一窝蜂地热炒“天价医药费事件”。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钱能买来很多东西，但买不回亲人的生命。“天价医药费事件”绝对不仅仅是几个阿拉伯数字的问题。另外，翁强向记者透露，一段时间以来，哈医大二院等部门的领导多次找他面谈，希望以赔偿方式私了，都遭到他拒绝。“还有很多境外媒体排队等着采访我，我也一概拒绝。我认为，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应该靠我们自己解决。”
均据新华社电
央视记者谈天价医药费：我们在医院面前都是弱者
正当医改方向的讨论席卷全国之际，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50万元医疗费事件”，无疑又给人们沉痛反思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机。记者日前对话最早揭开此番医疗“盘剥”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郭宇宽，感受其不为人知的艰难。
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记者：作为“天价医疗费”的电视第一报道者，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郭宇宽：哈医大二院在业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声誉显赫，当我们接到投入500多万元却把老爷子给“治死”的举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为了避免带着简单的义愤作“缺席审判”，记者在哈尔滨进行了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记者：您首先采访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宽：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属控诉的焦点，黑龙江当地媒体曾高调宣传过此人。一开始记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医院里暗访了一圈，见到的情景颇为混乱：不时有医托搭讪，有收药的，甚至有上访的，还有人在大堂见人就拜，求求谁能和医院说说好话，因为带的钱不够。在确认了心外ICU科室位置，并确认主任于玲范就在办公室以后，记者和摄制组敲门进去，自报家门，进行突击采访。
于玲范当时正在改一篇和别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桌上还有一摞某消费场所的赠券。一提翁文辉的名字她就紧张起来，对于记者的所有提问，她基本上反复用3种方式循环回答：第一，对于治疗不懂，医嘱都是北京请来的专家下的，我们只是执行；第二，这个情况太具体，我作为主任不管，你得问护士；第三，医院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你可以问调查组。
记者：后来院方出面了没有？
郭宇宽：医院纪检委书记杨慧之后作为调查组组长接受了采访，但是她的态度更加强硬，她先是质疑记者的资格：“你们对医疗问题了解多少？”“你们受什么人的指使？”“我们这是一家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院……”在记者的追问下，她郑重说出了院方调查组给这次医患纠纷的定性：第一，对于这位患者，在收费问题上，非但没有多收，而且经过核对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费中有错误，那是因为对这个病人“过于照顾”，所以破坏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乱。而其他医疗方面的问题，她都解释不了。
记者：从他们的反应判断，这家医院似乎在“天价医疗”事件上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否则，他们为何刻意回避。
郭宇宽：在采访中我们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释，比如于玲范解释之所以有时候一天在账单上用血量有1万多毫升，是因为血库用血紧张，所以经常一次取出几天的量。而输血科主任丁巾则一口咬定，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对于一天之中输血94次，也就是输了94袋血制品，护士长郭晓霞最初说完全有可能，但是记者后来询问她输一袋血，最快要多长时间，她脱口而出：“以前最快半个小时输过一袋，再快病人心脏就受不了了。”但她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语失，记者追问：“假如24小时都用这种最快的速度，能输多少血？”她想了想说“没有算过”。
记者：我们从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疗方案。
郭宇宽：这就是为什么说跟医院相比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原因。治疗方案或者病程记录，我们都要不出来，找医院，医院说都给家属了。家属也要不出来。即使后来又带着摄像机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给，说记录都给于主任要走了。
记者：院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反正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郭宇宽：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怀疑只是一种怀疑。这就涉及ICU的特殊性，记者在调查中深感，ICU对于外部监督来说，是一个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这就造成了监督的缺失。究竟用了多少药输了多少血，都只有里边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属说的：“就是他们虐待病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
记者曾见到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带我回家”等字条，是患者在护士短暂离开的间隙给家属留的。可当记者询问患者家属，既然对ICU病房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信任，为什么不投诉呢？富秀梅哭着说：“我们不敢呀，老伴的喉咙已经被割开了，离开呼吸机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里，要是得罪了他们，老头要受更大的罪呀！我们只有变着法儿讨好他们，后来他们全科室吃饭我们家都包了，每天都给他们送饭。”
仍有正直的声音
记者：我看到你们的电视报道，后来患者的主治医生终于出来说话了。
郭宇宽：在这样的调查中你是能明确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整个系统会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
就在这时管床医生王雪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给家属也留下了比较正直的印象。
当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曾接到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说什么不说什么，要想清楚。”虽然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可以感觉到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样含糊其辞，非常紧张，多次停下来喝水。
在谈到做医生的原因时，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一种真诚的东西。我能够感到从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选择。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可以说豁出去了，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无论是输液输血剂量，还是外购药去向，都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记者：新闻调查还采访了一个专家吧？
郭宇宽：结束哈医大的采访后，我们虽然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还是得采用专家的意见。我们多方联系，却没有一个ICU方面的专家愿意站出来说话。甚至北京一位参加过翁文辉病情会诊并收了30多万元出诊费(翁家儿子翁强事后透露)的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也不愿意评价。
直到联系上水利部总医院前副院长和前ICU主任马育光，他开玩笑说：“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哈医大二院的收费和管理为什么不合理，还在账单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根据规定，北京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一天，可哈医大二院在收费中把它拆成4项，每项收一遍费用，这样每天就出来1248元。
在这起医疗事件中，我们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得连专家都觉得滑稽。用马育光的说法，一些错误太低级了，也太离谱了，可见他们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在医院面前都是弱者
记者：我回北京见到了患者的儿子。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其实，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即使再有钱，在医院面前似乎也很无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其实在医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宽：患者大儿子翁强是一个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他曾经表态：“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钱，我都乐意。”确实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光北京的专家就请了好几十个去给他爸会诊。这让人感慨，在这个穷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医疗资源，包括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务都可以用钱买到。但更让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属花了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一些医护人员为病人着想的基本职业道德。翁强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钱，我爸也不会受这个罪了。”
均据第一财经日报
哈医大二院管理漏洞调查：医生索要红包成风
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当事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二院”)，记者调查得知一个类似“银行转账”的收红包新模式。在此过程中，患者可互为收红包者的“转账银行”。
在哈医大二院外科大楼大厅，记者看到该院院长给广大患者的公开信上写着，医生不允许收取患者的红包；如果收取红包，要在24小时内递交到医院行业纠风办。但该院一内部职工告诉记者，在该院，私下里很多医生都向患者要钱，就连自己的职工就诊也要送红包。
“本来答应给我们第一个做手术，但到时根本就不理。当递上了红包，才将我们的患者推进去。”上周六(3日)，哈医大二院的一位职工说，“我就是医院的职工，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当时该职工的母亲需要做手术，但临近手术时，“连主治大夫都找不到了”。“我们问前面那个进手术室的，对方说是因为给了800元的红包，于是我们马上也给了主治大夫500元，(大夫)很快就让人将我母亲推到手术室了。”该职工说。
而这种现象在哈医大二院“不是个别”。上述职工称：“就拿骨科来说，平均一个手术收红包500元，一天三四个手术，万一再碰上个大款，给个2000元什么的，那就发了。”
另有该院内部职工告诉记者：“这里什么都可以讲价，手术费用可以讲，药品价格也可以讲。差价有时在10倍左右。”
该职工举例，有一个患者在该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三次搭桥之后，给熟人大夫私下里塞了将近1万元的红包，结果原本按标价需10万元的手术费，缩减到1万元。
这让该职工认为“这家医院效益非常好”，所以想进该院任职的人很多。但普通医生、护士要想进去，“有的要上下打点近10万元”，进医院连锁药房工作，“有的要5万元左右”。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该院，红包的收法已有了“创新”。一位该院的职工解释，如果某医生要收患者甲的额外费用，就会让患者甲将其打到患者乙的私人账户上。然后，该医生再私下告诉患者乙，说是自己有一笔钱错打到对方的账户上了，要求对方返还。如此一来，红包便顺利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