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严肃的思考者，同时站在社会的公开场所里，来为大众提供一种出路。社会就像一台电脑，你硬件再好，如果没有软件，你很难提供很好的服务，这之间就好比究竟是IBM影响了世界，还是微软影响了世界的道理一样。现在中国的主旋律看总政文工团，主流看港台，而恰恰这两者都没有达到老百姓所需要的诚实度，他们只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洗脑。
——我没有感到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压力，只是觉得有点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中国的摇滚乐还只是一种现象，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大家的文化生活，摇滚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还不知道。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还有人开始说，中国摇滚乐已开始死亡。所以，当人们提到“教父”这个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可笑。或者换句话说，我其实什么都没做，却背负着这个名号，那么，这便意味着在中国摇滚乐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个名称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在今年9月25日，首都体育馆的崔健个人演唱会上，一条“崔健，我们这就跟你走！”的横幅，似乎证明了他仍然是很多人的精神领袖。
这让人想起《切·格瓦拉》上演的往事，一个看过《切·格瓦拉》的观众说，当时我真的想跟着“切”，立马冲到拉美丛林里去打游击，哪怕倒在血泊中。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冷风一吹，又感到自己哪儿不对了，于是第二天依然郁闷如常，该干嘛还得干嘛。
见面的人习惯亲切地叫他“老崔”，以至于另一个姓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得不谦虚地称自己是“小崔”，没见面的人把他奉为“摇滚教父”。
开始，他很厌倦“教父”这个称呼，后来他自己也习惯了，麻木了，你叫你的，我干我的，无所谓，再后来他干脆什么都不在乎，因为这些东西统统都与音乐无关。
老崔老了，他的音乐更老到了，他甚至乐意让自己的音乐参与到欣欣向荣的新一代，但问题是，新一代的孩子们的偶像早已被周杰伦之流占据。如今，他与新一代的周杰伦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的唱词都那么含混不清，听清他们歌词的难度无异于破解密电码。
“我不喜欢人们追随的只是我的歌词，我希望大家喜欢的是我的音乐”，原本想让别人把自己当成音乐家，没想到结果却被人当成了精神偶像，这不得不让崔健负重前行。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仿佛自己的心灵存在于他的音符中，只有通过他的嗓子和他拨动琴弦的手指才能呈现出来，像烟只能通过火来点燃。……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这是作家王朔阐述为什么愿意“跟崔健走”的原因。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在那个刚打开国门不久，面临着剧烈社会转型，《一无所有》让一群痛苦、失落、迷惘又无奈的青年们，终于找到了一种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在那个年代，没有再比摇滚音乐更适合的表达形式了。
老崔终归是老崔，如果没有他的存在，中国摇滚音乐的颜色肯定不会是红的。
即便在面临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叫嚣的年代，每当我们听到“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仍然能有力地表达我们当下青年人的精神状态。
不过，老保持一种颜色总会显得有些孤独，毕竟时代变了。事实上老崔本人也已由愤青顺利过渡到有产阶层，在一拨又一拨往前冲的年轻人眼里，他成了保守势力集团里的一员，哪怕他原本就不是。所以，老崔还要面临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里，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当然，不可否认地是，无论商业力量如何强大，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崔健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的老崔好像邻家大爷那样温暖，他总是这样站在台上对摇滚青年说：“过得好吗？”众声附和：“凑合”。《时代人物周报》
《江南时报》(2005年11月18日第二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