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南下，接棒耕耘“试验田”
任仲夷同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辽宁、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任仲夷、梁灵光去担此重任。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受命于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工作。赴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任仲夷和梁灵光面授机宜。邓小平说：“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灵光，肩负党和国家的重托，面对南粤人民的期望，赴粤上任了。
勇立潮头，坚定敞开“南风窗”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以任仲夷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81年，由于对外开放不久，我省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浪潮。中央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在这一重要时刻，广东省委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1982年，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变通搞活，闯关破垒先一步
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张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活经济，为全国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广东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要求社科界研究。看到一位研究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论文后，他很感兴趣，亲自约见。他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私营经济的正式名字，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他主政的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突破独家经营，打破大锅饭。物价改革，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开猪、蛋、鱼、菜的统一购销。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当一些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
任仲夷认识到单靠财政拨款搞建设不可行，必须改革投资体制，用“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办法集资搞建设。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门向外商集资1．5亿港元，并自筹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将广深线的两个渡口和广珠线的四个渡口改渡为桥，通过收取车辆通行费来偿还贷款。投资体制改革，使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极大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
广东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经济的思路明确坚定，成效越来越明显。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资市场调节量已超过5％，企业用人基本放开，各级财政已实行包干，乡镇企业完全由市场调节，一些地区对乡镇企业负责人实行重奖。另外，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小国有企业可以承包。在全国引发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热”。
解放思想，立言排污不排外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同志看不惯青年人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意见挺大。1980年12月18日，任仲夷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说，我认为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就像万里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抓大事，不能盯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这类事，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而是少数干部收受贿赂、贪污中饱私囊等歪风。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求富”心切！有些人开始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1982年2月，任仲夷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这期间，任仲夷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
任仲夷说，最初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对外开放，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封建落后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看成是有害的。否则就会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就不能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进行真正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任仲夷妙语录
谈解放思想
不要事事“一慢二看三通过”
“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心有余悸”和“心有余毒”
1979年2月17日，任仲夷在辽宁省昌图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到“左”的流毒时说：“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靠正当劳动而过富裕生活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成是变修，从而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一种‘恐右症’、‘恐资症’、‘恐修症’、‘恐富怔’，至今‘心有余悸’”。
1980年1月15日，在辽宁省财贸工作座谈会上，他说：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不要“心有余悸”，更不要“心有余毒”。
谈“腐朽台风”
“马克思是怎么讲的？”
大概是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边走边唱，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因此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有报纸连续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段腐朽台风”，还为此写了内参。作为辽宁省机关报，《辽宁报》是否也应该呼应？
任仲夷同志在办公室里听完汇报，沉默了半晌，忽然很认真地问：“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讲的？”
“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接着，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谈自己
一个胆已摘除“浑身是胆”
任仲夷同志九十高龄的时候，虽然身体已不如前，但头脑活跃如故，思维超前如故，幽默乐观如故。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我的一只眼睛已失明———一目了然了；一只耳朵已失聪———偏听不偏信了；一个胃已经切除一半，无所谓（胃）了；一个胆也已摘除，变得浑身是胆了。”这种对生命的乐观态度，真是少见。
谈为官
感觉“父母官”、“老板”刺耳
我对“老板”、“父母官”的称呼感觉到很刺耳。从概念上讲，“人民的儿子”与“人民的父母官”，“勤务员”与“老板”，这些称谓实在是极为矛盾的，互不相容。老百姓称我们干部是“官”，是“老板”，我们干部也把自己当成是“官”，是“老板”，不以为非，反以为是。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而是浓厚的封建意识在当前市场经济开始发育的变动时期沉渣泛起的一种表现。
不要埋怨人走“茶”凉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官”字看得过重，这种现象不好。现在我们在干部制度上取消了终身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至今仍有些干部不适应这个新制度。有些领导干部退下来以后常有失落感，有的甚至哀叹“人走茶凉”。我认为，还应当是我曾说过的那句话：“但愿客来水热，莫道人走茶凉。”对退下来的人来说，人走了，“茶”自然要凉啉。不要埋怨，想开一些，谁当领导干部都会有退下来的那么一天，今天是别人，明天就会轮到你了。不在位，自然不谋其政，“茶”当然不会老热着，这是正常的。退下来的人要生活得积极乐观，遇事泰然处之。
谈人生
“凡事顺乎自然，遇事处之泰然”
谈到任老的名言“凡事顺乎自然，遇事处之泰然”时，他说，我说的“凡事”，是指一切事物，特别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顺乎自然，就是要顺应客观规律去办事。
人到老年，更不要把名利、财物看得太重。这既有利于保持晚节，也有利于身心健康。当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途中住在农户家，在和一位老太婆交谈中，那位老太婆对西太后说：人都是光着腚来，光着腚走的。意思是荣华富贵、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生未带来，死也带不走。一个人生活淡泊也要处之泰然。（据《任仲夷评传》）
任仲夷年表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汉族，大学文化。当选为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
1938—1945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
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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