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干部无奈地说 不管（违规）的话最多只是丢官，但管的话可能就要坐牢。
“他不当官了，煤矿还会给他分红吗？”针对坊间传言的有官员宁愿退出官场也不愿从煤矿撤股一事，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工作人员入股煤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曹建林反问。
“大部分入股的都是县乡干部，占到总人数的90%%，他们都是能决定煤矿生死存亡的人。”曹建林说，随着近年来煤价的一路飙升，官员入股煤矿已演变成给煤矿提供非法保护。
作为山西省负责清理官员违规入股工作的主要官员，曹建林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危害最大的是干股和权力股，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很不好查，有的矿连账本都没有。”
山西，是中国煤炭蕴藏最丰富的地区,清理官员违规入股煤矿的难度也很大。记者在山西临汾的调查显示,官与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
“黑口子”背后的黑幕
“这些‘黑口子’乡里根本管不了。”在闲聊中，一位乡干部很无奈地说，“不管的话最多也只是丢官，但管了的话可能就要坐牢。”
10月10日，记者在山西省临汾市采访时，一位当地的朋友提供线索称，该市汾西县团柏乡茶坊村双叉沟一个“黑口子”发生透水事故，五名矿工被困井下，已有两人遇难，另外三人生还希望渺茫。
“黑口子”是当地人对没有合法手续的矿井的简称。
当天夜里，记者和当地的几名记者一起赶到汾西县团柏乡，但值班的几位干部均称“什么也没有发生”。
10月11日上午，记者准备到事故现场看个究竟，但由于通往矿井的沟口堆积了一大堆土，车辆无法通行。下车走了不多远，一位着公安便装的男子上前询问，在得知是记者后，这位男子立即拨通手机说：“记者又来了。”
在事故现场，记者见到了称“什么也没发生”的乡镇干部，这位干部显得非常尴尬，“我们乡镇干部最可怜，哪能管得了‘黑口子’，这些‘黑口子’都是公检法等实权部门的人开的，谁能惹得起？”
据一位当地的百姓说，汾西县最少有上千个“黑口子”，一条沟里最起码有百十个，这里的好多小山沟都被老百姓称为“公检法一条沟”。
“乡里根本管不了这些‘黑口子’。”在闲聊中，上述乡干部很无奈地说，好多“黑口子”，他们其实都知道谁是后台老板，但不敢查，“你要敢查，就会有人来找你的问题，来查你，可能还未等你把‘黑口子’关掉，你自己就被关进监狱了。”
据当地百姓介绍，这次出事的矿井共有四个股东，其中两个是当地的村民，其余两个不知道是谁，“普通老百姓谁敢开‘黑口子’，而且像这个‘黑口子’有上百米深，一天能出好几百吨煤，一般百姓是没有这个投资能力的。”
曹建林说，“山西省11个市目前共有正规煤矿4600多座，保守地说，‘黑口子’的数量也有4000多个。”
“这个数字确实有些保守，仅临汾市的‘黑口子’就有三四千个。”临汾市尧都区一位姓刘的煤老板说。
为了更多地了解“黑口子”的情况，记者在临汾市尧都区一位朋友的带领下，来到其所辖的一平垣乡。站在山顶上眺望，山林中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煤堆，“全是‘黑口子’。”
官方对“黑口子”的无奈
“随着查处手段的强硬，‘黑口子’却越来越猖獗。”
临汾市纪委副书记石雪爱说，他们已经因为官煤勾结的问题处理过上百个干部，但现在私挖滥采情况还是很严重，“我们都有些不敢再处理了。”
根据山西省出台的关于打击非法煤矿的规定，凡乡镇辖区内发现两处非法煤矿者，乡镇政府分管负责人要被免职;凡发现两处以上者，乡镇党政一把手被免职。有关人士称，如果严格按这个规定，山西省相当部分涉煤的乡镇，领导都要被免职。
主管官员的补充
曹建林的另一职务是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研员，和煤矿打了多年交道。对于官员入股煤矿，曹建林有自己的看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好多煤矿难以生存，倡议大家入股，当时如果有官员在煤矿入股的话，可能媒体还要表扬。”曹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0月13日，山西省11个市共上报有922人投资入股煤矿，共投入金额9257.74万元。
对于私挖滥采泛滥的原因，石雪爱称，查处难度相当大，“我们曾经不相信私挖滥采的情况根治不了，下大力气整治了一段时间，但过后还是反弹。”
为了躲避检查，“黑口子”不仅有人放哨，甚至还有“消息树”，“等我们的车到了跟前，他们的人都跑光了。”
石雪爱承认好多“黑口子”都有官员的背景，但不好查。据介绍，临汾市纪委曾经查处过蒲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根据举报，这个副局长开了一个“黑口子”，临汾市纪委将其“双规”，但是他死活不承认，最后通过电话清单发现，这位副局长和“黑口子”的负责人联系密切，“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我们最后只给他定性为充当‘保护伞’。”
至于纪委直接去查“黑口子”，石雪爱也称是出于无奈，“本来是相关部门将案件移交我们，但因为一直查处不力，我们只好亲自去查。”据了解，临汾市查“黑口子”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开始是煤炭局和国土局主管，后来检察院介入，再后来公安局直接抓人，再后来纪委介入，“随着查处手段的强硬，‘黑口子’却越来越猖獗。”
审批环节是否有交易
一大早，煤老板高某便拿着一叠材料站在当地煤炭宾馆的门口等人，他要等的人与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人较熟，“熟人好办事。”位于太原市并州北路的煤炭宾馆，就在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局附近。
“房间都满了，住的都是煤老板。”煤炭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说。
高某要办的是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曹建林介绍说，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矿中，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只有2000多座，“要达到安全标准，一般的小煤矿也要投入500万元以上。”
但让高某为难的并不是投资，“办一个安全生产许可证，最少要过二三十道关，每道关你都要想出能过的办法。”
“从村委会主任开始，到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他们都放行后，才能报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每个环节都有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由主管副头和一把手签字才能通过，有一个人不放行，就得从头再来。”高某说。
而一个煤矿，有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多个证件。
一个在临汾市煤老板群落中熟知的事情是，河北的一位李老板在临汾市投资数千万元的一个煤矿，因为和当地村委会发生纠纷，村委会主任不给签字，安全生产许可证办不了,目前已列入被关闭行列。
高某的钱夹子里有数张酒店和洗浴场所的打折卡。
在和记者熟悉后，高某毫不隐晦对一些记者的反感，“我们煤老板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具腐尸，你们记者像个秃鹫，发现了我们，吃上几口，然后狼来了、老虎来了、狮子也来了……”
自称“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高某来自临汾市乡宁县，开着一辆“丰田霸道”车，对于外界传言的煤老板开着名车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的传言，高某并不否认，“都是陪着官员，包括你们记者，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吃饭的话，最喜欢吃一碗面。”
高某的“丰田霸道”车前挡风玻璃处放着一张红色的临汾市委大院通行证。
开了多年煤矿的高某明显地感觉到近年来煤老板地位的“提高”，“以前煤炭不景气的时候，官员见了我们都躲，一到年关，我们煤老板不敢回家，催账的到处都是。但现在，官员整天给我们打电话。”
让高某不可思议的是，连林业局、地震局、气象局、计生委等部门的人也往矿上跑，“我们浑身的口袋里都插满了手。”
而资产高达数千万的高某却只用小灵通,“不敢拿好手机，我好几个高档手机被一些官员‘借去用几天’后就没影了。”
高某认为，明目繁多的许可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却对安全生产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曹建林也认为，审批权的高度集中，除带来腐败外，对煤矿的安全亦无益，“现在好多证件都是省里审批，但因为人手太少，根本没办法监管，监管环节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权力寻租导致的畸变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记者认识了汾西县一位“黑口子”的老板，他向记者讲述了官煤是如何勾结起来的。
汾西的煤埋藏均较浅，老百姓打水井也能挖出煤。这位老板称，他家的屋后就挖出一个小煤矿，开始是自己挖一点用，后来他用机动三轮车拉着卖了一些，但被当地执法部门的人发现了，除了被没收非法所得外，还罚了好几倍的款，根本没办法干。
“最后没有办法了，我给执法的人送了些钱，并表示和他一起来做，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如果要查的话，他就会提前通知我。”
上述老板说，“如果没有后台，光罚款就能让你倾家荡产。”
“现在‘黑口子’那么多，投资非常少，也不用交各种税费，对我们正规煤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临汾市尧都区的刘老板说。刘老板有一个年产15万吨的大煤矿，所有的手续都有，仅在安全方面就投入近千万元，“现在有好几个‘黑口子’就在我的地盘上，挖我煤矿的煤，但我告到主管部门，他们都说管不了。”
刘老板的煤矿虽然有合法手续，但经常处于停产整顿状态，“现在一出事故，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但‘黑口子’不管，它照样生产，逼得我们也不得不违法生产。”
刘老板承认，在煤矿统一停产整顿期间，好多煤矿都在偷偷生产，所以事故频发。
运输户李某也认为自己的很多违规行为是迫不得已，这位原本合法经营的运输户开始有三辆运煤车，但因为黑车及假军车扰乱了运输市场，运输价格已降得非常低,“一辆合法运输车，每月交费26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罚款，但黑车什么费用也不交，合法运输车怎么和它竞争？所以我现在也开始交‘保护费’,用黑车运输。”
在利益的驱使下，权力与权利的交易也开始出现。上述运输户称，黑车一般只在本县区内活动，但现在一些神通广大者，把黑车开到外县区也没事，“两地执法者很默契，你不查我地盘的车，我也不查你地盘的车。”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
（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