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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杭总忘不了13岁男生哈巴欲哭又不敢哭的眼神。9月12日那天，她被校长尼玛命令从此离开学校，哈巴和其他孩子都看到了双方的怒气。他们可能吓坏了，当李逸杭提出想和他们合影，没有一个人靠近她身边。
就在头一天，这些孩子还喊着“李老师”，希望她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一起进餐。他们给她编织过很多花环和花球，一个8岁的男孩在课堂上会突然站起来对她说“我爱你”。
“我被校长赶走，只因我给学校做事太认真。”1个多月过去，李逸杭仍很伤心。
这天，另一名志愿者张浩也一同离开学校，随尼玛前往香格里拉县查看英国方面的第二笔捐款是否汇到。除了教学，他与李逸杭的另一个共同身份是代替英方监督这所学校新校舍建设的中间人。这个特殊身份最终也让张浩与学校关系决裂。
到达香格里拉后，尼玛提出学校获得的生活捐款剩余不多，不够支付1.5万元的新校舍铲土施工费(这笔钱由学校自行承担)，希望能从英方捐款账户里先取1.5万元垫付，否则铲土施工方要扣学校的面包车。身为会计师的张浩给予拒绝，认为英方捐助是专款专用，如挪用就是挪用公款罪。最后，他把施工方喊来，经过磋商，尼玛给对方打下欠条，欠条上显示的施工费却是1.2万元。
张浩认为受到欺骗，以前对尼玛的种种不满在这一天终于爆发出来。“很明显他想吃掉这个差价。我警告他：你别做得太过分了！”张浩说。自此，他和李逸杭一样，再也没有返校教书。
但冲突还在升级。
由于新校舍建造中达不到英方的要求，李逸杭和张浩一直拒绝支付第二笔款项。尼玛和承建商四处寻找他们，与此同时，“志愿者卷款逃跑了”的说法不断传出。10月5日，张浩在距学校32公里的奔子栏镇一家饭馆吃饭时，店主叫他接听电话。“尼玛在电话里要我交出英方捐款账户的印鉴和存折，我不敢再呆下去，赶紧走人。”张浩说。
在李逸杭离校当天，附近一户养牦牛的人撬开李逸杭的小屋住了进去。这里还有她留存的大部分物品尚来不及搬走。10月10日，这两名志愿者随英方代表回学校开会，发现他们价值几千元的物品几乎全都失踪，张浩一直记账的账本也被丢在宿舍地上。第二天，在奔子栏镇，他们和尼玛等人再次发生争执，一方坚持要回校找回物品，另一方坚持要去香格里拉取第二笔工程款。僵持不下时，“我看到尼玛用藏语和不懂汉文的德玛老师(喇嘛)说了几句话，德玛立即愤怒地攥紧拳头对着李逸杭。”张浩说。他赶紧上前劝解，德玛说：“我是和尚，没有子女，打人杀人去坐牢砍头无所谓。”
那一刻，李逸杭“已说不出话来”。她无法把眼前的德玛老师和以前那个“喜欢孩子般咧嘴傻笑”的德玛老师联系在一起。他曾慈父般拍着她的脑袋说她“像娃娃一样”，他会抱柴来生好火与她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聊天，周末她搭车去镇上洗澡，一上车就接到德玛电话，用生硬简单的单词叮嘱她早点回来。
“不懂汉文的德玛老师显然被利用了。”李逸杭这样想。等到她回校因找不到物品与尼玛又起争执时，尼玛给德玛打电话，说“他们不肯走，你上来收拾他们一下”。粗通藏语的张浩听后，只得和李逸杭仓促离开。曾如世外桃源般安和的学校，开始在他们眼中有了不确定的凶险。他们再不敢踏进学校半步，而几千元的物品至今也未有下落。
一直热心公益助学的丽江古城老谢车马店的主人收留了李逸杭，这时她几乎身无分文。“为学校进城办事的费用，耗掉了我不多的积蓄。”在客栈里，她流着泪给朋友发短信：“为什么这世界越来越丑陋，为什么在这么美的地方人性会这么黑暗？我想不通，我太难过了。”
这时，来自四川德阳的志愿者赵刚尚在这所慈善学校执教汉语，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迷茫，还有心灰意冷。“他们全心全意为了学校却换来这种结局，一个被赶走，一个被气走，学校这样做，让我看不到学校发展的希望，孩子们也没有前途。”
10月28日，赵刚背起行囊进藏，开始漫长的旅行。本来他和张浩都计划好再在学校呆1年的。
“没想到问题激化到这种地步，连张浩这么好说话的人都受不了，他们能承受到现在是最难受的，我理解和支持他们。”曾与李、张二人共事的王江玲表示。她早于他们2个月结束支教。
3名志愿者退出后并没有选择沉默。新浪旅游论坛、自行车旅行网等论坛开始出现他们支教历程的讲述，文中集体指控尼玛校长觊觎捐款，不愿意接受约束，学校管理混乱，孩子们难有出路，志愿者得不到公正对待，等等。以捐助维持运转的大众慈善学校正遭遇办校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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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3月底到达这所学校的时候，不得不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进，浑身被大雪覆盖，但这也是我最理想的被困之所——雪中的群山非常壮美，我之前从未欣赏过这样的美景。”
2004年起，37岁的英国女士简开始成为大众慈善学校的外籍志愿者，教授英语、环保课程，同时在英国朋友中募捐。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这里的喜爱。这也是其他志愿者初来乍到时的相同感受。
但进入六七月雨季，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浸泡在水中，简不得不把她所有的衣物放进旅行包里，张浩则不时在半夜起床枯坐到天亮，因为大风穿透了他破败的木板屋，把雨水打在他床头。广州这时候还在炎炎酷暑中，但入夜后，这里的学生却要披上军大衣，女志愿者的铁皮小屋里也生起了火。
大众慈善学校坐落在滇西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一个海拔3400多米的缓坡上。滇藏公路从学校的教室与宿舍之间穿行而过。驱车北行2小时，是德钦县城，藏区十大神山之一的梅里雪山雄姿即在眼前。再行1小时，就是西藏了。
这所学校创办5年，历经4次搬迁，越搬越远离村庄，海拔也越高——学校用地不可避免会与村民利益冲突。2004年3月，搬到书松村上面11公里处校长尼玛家的土豆地上。直到今年10月，新校建成。
学校3个老师都是当地藏族人，校长尼玛还兼任书松村委会副主任，德玛和江次则是村旁东竹林寺的喇嘛，按照东竹林寺活佛顶巴吉才的说法，他们从寺庙“停薪留职”来教藏文；而最早时，德玛是学校前身藏文学习班的创办人。
学生现有40人，来自德钦4个乡镇，七成是残疾、孤儿、单亲、特困户，七成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他们中很多人曾在公立学校读书，有的还读到了初中，但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原来学不到的藏文，而且学杂费和吃住费全免。
在搬进新校之前，孩子们所处的环境，让做好了充分心理准备的志愿者刚来时也感到吃惊。除了3间石头小屋，其他6座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外面罩上棚布，屋顶再用石头压住，怕被山风刮开。它们实在太破了，以致一些观赏梅里雪山的游客把这当成了废弃的伐木站，趁停车休息的间隙选择在房子边角处便溺。
所以当志愿者过来告诉他们有40个孩子在这里面读书、吃饭、睡觉，他们多会在羞愧之余掏出钱包。一次，广东东莞几名女游客来到后，哭着把随身携带的衣服和药品全部捐出。这就是慈善学校建在公路旁的效应。每一个志愿者也认为募捐是自己的应尽义务。“李逸杭尤其积极，很多游客回去后还和她保持联系，寄来钱和各种用品。”张浩说。
在高海拔、少人烟的雪山上出现的这所学校，渐渐声名远播开来。今年5至6月，记者在滇西北徒步时，慕名来到这里生活了20天。其时，志愿者与校方矛盾正开始形成。当时的志愿者包括简、李逸杭、张浩，以及北京一名大三女生王江玲，她厌倦了枯燥的高校理论课程，休学半年来这里寻找理想。
如果不是理想驱使，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学校生活的清苦远超出他们想像。每天吃的是劣质的大米和一成不变的土豆、泡菜，一个月也难有新鲜肉。洗澡必须去32公里外的奔子栏镇，或是70公里外的德钦县城。不能上网，手机信号不稳定，灯泡忽明忽暗——小溪里融化的雪水随季节盈亏，枯枝败叶也经常把小水电机堵塞。
但他们是快乐的。雪山垭口的雪全部消融后，尼玛用他的大卡车载着全体师生，唱着歌到这里野炊、踢足球。雪线上升到最高位置时，德玛带领他们翻越3座山头去看神秘的神湖，摸黑回来时，李逸杭走不动了，德玛就背起她来狂走。在王江玲的生日晚会上，奔子栏交警中队全体出动，开着3部警车前来捧场。
孩子们更是这些志愿者快乐的源泉。
藏区、雪山、慈善、孩子、穷困、僻陋……以上场景把这些元素都集合在了一起，正好契合他们的美学向往。
甚至对于学校松散管理的现状，快乐也没有打折。
由于这是一所曾以藏文教育为主的学校，历来都以学生的藏文水平划分年级，志愿者来后发现，三年级学生在学第5册数学，四年级学生却在学第3册数学，两个年级中还有人听汉语如听天书，上课要翻译成藏文才勉强进行。一年级更糟糕，这里既有刚拿起书本的聋哑女生，也有读过初一的大龄顽童，由于水平参差不齐，加上3个学生共挤一张课桌，教室里总是混乱不堪，打架、哭闹、睡觉、玩弹珠等现象几乎每天上演。直到上课了，志愿者才发现又有人或逃课、或生病、或回家了。
简在时，学校每周都会有一次以上会议，藏、汉、英三种语言并用。会议的效率似乎并不高，简经常催促尼玛去做同样的事情，而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生作息时间表，竟被讨论和修改多次。意在管束学生散漫状态的学生行为准则，提出后也一直没有出台。
“为寻一头失踪的猪，学校可以停课半天，尼姑寺落成，学生竟也停课6天前去捧场。这里的管理非常随意，但恰好证明了需要我们志愿者的介入。”李逸杭说。学园艺专业的她曾渴望去可可西里保卫藏羚羊，但命运把她带到了白马雪山。
张浩喜欢的正是“飘荡在这里的浪漫主义和‘无政府主义’”。34岁的他曾和朋友开公司，在云南思茅扶贫开发3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差点丧命，政府欠他们200多万元扶贫款不还，官司打到现在还没着落。他一度对社会、对制度失去信心，大众慈善学校让他暂时轻松下来。很多次，他在厨房里与尼玛喝着青稞酒聊天至夜深，再在微醉中入睡。这里的一切让他沉醉。他还剃发拜德玛为师，取藏名“鲁茸土豆”。
“尼玛是个浪漫主义情结很浓的人，否则他不会这么辛苦地创办学校。他打得一手好篮球，喜欢跳弦子舞，长得也挺帅，不喜管束，内心充满骄傲。”在今年6月之前，张浩毫不掩饰对校长的认同。
志愿者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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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两个文化背景之差异，简在学校的行为举止总让张浩觉得，她非常想融入这里，但又有些格格不入。她只吃素食，筷子是单独一双……尤其在开会时，她总是很严肃。
“我和尼玛有观念上的冲突，我希望能用我在英国积累的管理经验，来改善这里，”简说，“但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她几次劝告尼玛不要打骂学生，“因为这在英国是违法的，你只需要告诉学生哪方面做错了，他自然会慢慢去改”。尼玛当面不予回驳，但当简不在时，他就告诉其他志愿者：“藏区的孩子野惯了，该打则打，不然管不住，要按简所说，这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简还数次催促尼玛把学校的收支账目做好，早日向外公示，但直到8月底学校才把捐款收入账做出，支出账至今还没有。这是她最不满意的，“做每一件事都要花很长时间，就像推一头大象那样艰难”。
“很多方面我支持简的想法，毕竟我们都来自发达地区，有认同感。”李逸杭说。她同时给简做翻译，但由此让她觉得尼玛开始疏远自己。“他会认为是我的意见影响到简的态度，这让他很不爽。”
“另外，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去帮助这个学校，捐款也越来越容易得到，尼玛反倒开始轻视志愿者的存在，你如果给他提意见，去监督他，他就不高兴了，认为这学校是他办的，而我们都是外来者。”
李逸杭和简都坚持认为，志愿者既接受校长领导，但又不依附于他，是独立的。
在每一个志愿者来与走、过生日等日子里，尼玛喜欢办晚会来创造气氛，这让很多人感动，但李逸杭发现每次晚会都要花费几百元，“酒水、饮料、零食、水果应有尽有”，而钱都来自外界捐款。和尼玛沟通无效后，她以不再参加晚会表达不满。
除了吃住免费，所有开支都需志愿者自行承担，有时德玛(他负责登记捐赠钱物)会从捐款里取出几十或一百块，塞给他们做零用钱。李逸杭认为这是对志愿者的小恩小惠，而且是挪用善款，每次都给予拒绝。“她是我们中间唯一不拿这种钱的人。”张浩说很佩服她，偶尔他会“笑纳”尼玛给的几包香烟。
“李逸杭刚开始跟我还不错，后来我们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尼玛说。
“正直、善良、耿直，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圆滑变通，理想主义比较浓郁。”其他志愿者如此评价李逸杭。而张浩则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
最初，张浩也觉得李逸杭“做人过于认真”，但当他6月开始给学校做账后，他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
他发现，志愿者每回外出，学校捐赠本上的登记都是空白，在旅游旺季也不例外。实际上，这时往往是游客捐赠高峰期，一天最高曾获赠4010元。
他还发现，尼玛外出，不论公事私事，所有费用全都报销。有时住标间，吃饭要花一两百元，甚至吃烧烤也拿来报销。今年学校从当地道班买进一部19座二手中巴，用来接送学生和运营补贴生活所需。但张浩发现，这部车经常被尼玛开出去赚钱，却无分文入账；更让他如鲠在喉的是，学校花了4.2万元购买中巴，但交易税发票显示，转让价只有2万元。
尼玛对记者的解释是，中间人赚了一笔，其中具体情况他也不知。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张浩说，他可以和尼玛称兄道弟，一起喝酒笑谈，但他是会计师，有职业道德的底线。
账本上暴露的问题，让志愿者的理想主义变得非常脆弱。李逸杭开始对捐款的游客失去热情，当有人问“学校最缺什么”，尼玛回答是“钱”，她却回答是“优秀老师”，她还奉劝游客最好是捐赠实物而不是金钱。
两个性格迥异的志愿者开始以统一姿态出现。从8月15日起，他们一直和学生一起吃饭，直到离开。虽然老师的伙食已经很差，但学生吃的更差，很多次都是泡菜和清汤。
“捐款越来越多，但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实惠。以前我还批评他们乱买零食，但吃了他们的饭后，才切身知道他们并不仅仅是嘴馋。”张浩说，在不能影响当地老师的情况下，他和李逸杭“只能做到保全自己的良心”。
显然，不再共一个锅吃饭的姿态，等于把以前隐藏着的隔阂公开化。
9月12日，李逸杭与尼玛发生争吵，随之被“请离”学校。张浩震惊之余，当天与尼玛在工程款上亦起争端，提前从学校退出。
李逸杭被赶走的原因，双方各有说法。尼玛除承认自己“做法不对”外，指责她后期经常外出不上课，究竟干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再说她也过了承诺的支教期限了”。李逸杭则说，是尼玛让她外出上网“公关”，一是与英方沟通新校建设问题，二是联系植物园筹建事项，自己之所以被赶走，导火索是因为她帮助联系的一个朋友，在知道尼玛所作所为后，不再愿意资助他的聋哑女儿去大理上学，“尼玛一怒之下把我赶走的”。
两名志愿者离开大众慈善学校后，开始致力于云南山区的“一对一”公益助学行动，并打算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他们认为，在所有公益助学形式中，“一对一”的资金流转最安全可靠。
继他们批评尼玛的文章见诸各相关论坛后，赵刚也站出来指控说新校舍质量堪忧，内有不少猫腻，“预算为56万的工程款被施工方最少赚了17万-19万”。
现在，大众慈善学校没有一名志愿者。本打算10月底过来的一名山东男子，至今还未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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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尼玛以4000元加入这所学校并成为校长时，就有些分不清家和校了。他把家里的炊事用具拿到学校，把家里6头猪卖掉补贴学校，把村委会给他和德玛的养猪扶贫项目给了学校，用私家大卡车给学校拉人、装东西，柴油费还自己承担，至于从家里投到学校的钱，他“没有记过账，也记不清有多少了”。而且，他和另两名老师都不在校领工资。
“学校就是我的家，甚至比家还要觉得亲切、重要。”今年5月的一个晚上，尼玛这样对记者说，“以前跑运输一年能轻松赚个三五万，现在手头紧得很，幸好奔子栏的小店主看见我都会给我一瓶酒、几包烟。”神态半是伤感，半是欣慰。
学校使他困顿，也给他带来荣誉。奔子栏交警中队长阿春荣一次和尼玛喝酒时，拍着他的肩膀连声说：“要是县里当官的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但当有一天早上，张浩突然看见尼玛把学校中巴的柴油灌进他的大卡车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尼玛的“以校为家”：“他用学校的钱物，就像从自己家里拿一样随意。管钱的德玛是他的好朋友，银行的生活捐款账户又只需他一个人的印鉴就可支取。他是这个学校的家长。”
李逸杭则早就对尼玛家人领用学校获赠的军用水壶、军大衣不满了，她给孩子们带来的很多VCD要到尼玛家里才能找到。
当地教育局对这所学校似乎没有什么有效管理，因为它至今尚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10月底，县教育局去这里调查，“校方懒得理，一副不配合的样子”。
一个事实是，学校搬到公路旁后，今年3月到8月19日共获得游客捐款5.7万元，去年仅1.1万元，更早时几乎为零。
“急剧增加的捐款很难让人坐怀不乱，”来自台湾的义工王键章说，“他觉得辛苦这么久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拿点呢，虽然他最早可能真是慈悲为怀，但在长期没有监督的环境里，就很难保证了。”
王键章是李逸杭、张浩的前任中间人，因与尼玛合作中产生矛盾而退出。2003年，他在泸沽湖给了一个划猪槽船的小孩一学期的费用，自此介入到滇西北的助学活动中。2004年，他开始帮助给学校盖新房，同时也督促尼玛公开捐赠情况。
“那时我已听到有不信任校长的说法，于是我建议成立监督理事会，希望能全盘监控捐款的使用，但尼玛对此反对。很奇怪学校一直不做账，我就教他们怎样做，还给他们买好了收支两本账，但没有任何效果。”
加上建房中产生的矛盾，王键章对学校变得十分失望，也动摇了他对当地慈善性质机构的信任。从此，他只做“一对一”助学，“宁愿只帮一个孩子，也不帮一个组织，因为这要单纯很多”。
一名熟悉当地慈善事业的中间人则喟叹：“一个机构得到捐款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让这笔钱用到正途。”
德钦县地处滇、藏、川三地交壤，也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地理、文化皆独特宜人，引得国内外诸多项目基金与捐款注入。在奔子栏与德钦县城百余公里的公路旁，就有包括大众慈善学校在内的4所藏文慈善学校。它们全部靠外界捐助得以生存。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是德钦县城郊的普利藏文学校。
李逸杭专程去这所学校看过，“孩子们能经常吃到肉和鸡蛋”，而且这里开办有藏医、藏画班，一些主要科目的考试与公立学校同步，这些都让李逸杭为自己学生的前途格外担忧。
该校校长阿牛在当地具有传奇色彩，很多人都知道他变卖家产办校、背负教材连走3天山路的故事。“他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趣，朴实，乐观。”北京志愿者祖宵男很是欣赏自己的校长。德钦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品刚则认为，阿牛是4所藏文学校里口碑最好的校长。
实际上，阿牛和尼玛一样，除了都兼任当地村委会的副主任外，也“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管钱、用钱”。但当捐款越来越多，普利学校的志愿者开始尝试改变这种持续多年的状况。
从9月起，该校开始实施捐助资金管理制度，规定银行捐助资金专户的每一笔开支，必须由校长、当地一名老师和志愿者三人同时盖章方可领取；较大额支出也必须由这三人同意；校长至少每个季度要向全体师生报告一次捐助资金使用情况；每月在网上公布上月收支情况和当前银行专户的账目；捐款人代表可以授权注册会计师对捐助资金进行审计，等等。
“任何人的善良都必须要靠制度来保证，好心人的捐款浪费掉每一分都很罪恶。”普利学校附近的飞来寺季候鸟酒吧女老板张乔阳说。她不但利用自己注册会计师的身份，倡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发起会计人捐助活动，2年多来为普利学校募得13万元，而且直接推动了这个捐助资金管理制度的出台。
“阿牛不喜欢被管束，但他同意实施，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怀疑他不干净。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让更多捐款人参与到整个管理监督架构中，最大程度地保证善款善用。”
为此，普利学校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来保证这个制度的实施。张乔阳甚至希望，整个迪庆州乃至云南省的民间教育捐资情况能以此为示范，因为她不时听到有这方面的负面消息。
但制度就是万能的吗？一些人更认可道德约束，而怀疑制度的软肋。“机制只能束缚善良人，却不能阻止私欲膨胀。而如果有了私心，真相将永远无法大白。”这是王键章的观点。张浩则认为，一些制度设计反倒成为私欲得逞的合法掩护与坚硬盾牌。
张乔阳也担心“制度建立容易实施难，持续实施更难”。最近，她开始帮助培训这个学校的老师做会计，志愿者则兼任出纳。
仍处于志愿者事件风波中的尼玛，最近向当地教育局提出，希望派两名公办教师过来教书，一人兼会计，一人兼出纳。他急于展示一个财务透明的慈善学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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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竹林寺活佛顶巴吉才说，迪庆藏区有些藏民连藏语都不会说，看起来就像汉人。
受文化交融影响，迪庆藏族自治州只会说藏语而不懂藏文的藏民超过了九成。作为藏族文化传承载体的藏文字，在迪庆正在消弭，只有少数公立学校开办有藏文课程，官方文件的正文都是汉文。
而美丽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近两年，这里才实施中小学“三免费”教育，今年则降为“两免一补”：免书费、杂费，补助生活费。即使这样，还是有贫困孩子上不起学。
德钦县4家藏文慈善学校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出现和壮大的。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品刚说，它们丰富了当地办学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也受到部分群众的欢迎。但这些学校都没有办学许可证，这直接影响着官方监管的效果。
这种情况下，李逸杭觉得身为志愿者，应该代表捐赠人对学校进行监督，而不是只满足做一个支教老师，但当校方拒绝这种监督并有恃无恐时，志愿者应该把真相说出来，以不辜负社会爱心。
随着3名志愿者的联名指控，不仅仅是大众慈善学校遭受到信誉寒流。一些人因此担心孩子们就此失去藏文化教育的更多机会。于是，在力挺志愿者的强大声音中，有人发问：在对立、推翻之外，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我相信他们所说，因为很多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愿者三个字的涵义，矛盾可能会小很多。”北京女孩卞文说。2004年秋，她首先在大众慈善学校支教。她的潜台词是，她不会像他们那样激烈。
志愿者马骅事件之后，丽江周边和梅里雪山下集合了大批志愿者，以至于泸沽湖景区内志愿者老师爆满，一些人只好专门在丽江古城候着轮换。他们中有些人是为了逃避，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旅行，但都怀着类似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可是究竟该做个怎样的志愿者，很多人想法不一。
“我以为志愿者是公众角色，他们不是在为自己做事，而是在帮助或者辅助当地人做，这样理解有助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好恶，避免理想扩大化，否则既让自己沮丧，也容易和当地人起矛盾。”卞文自称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时她也看到了她的继任者不满事实的一部分，但自己更愿意把这放在当时当地的复杂背景中来看待。“她是这么多志愿者里相处最融洽的。”尼玛说。
在与普利学校的老师相处中，张乔阳一直注意说话的分寸，生怕给他们一种指手画脚的印象和压过他们的优越感。“我必须正视双方在知识文化上的差异，平等地与他们沟通，我不是施与者，我们是互助，是合作。”2年来，她觉得自己与学校共同成长。
一个普遍现象是，志愿者觉得自己舍弃城市生活来到穷乡僻壤做善事，容易生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并把它放大，转而苛求被帮助方的道德。北京义工王心阳认为，做半年一年与做一辈子是两回事，对当地的一些不规范之处，志愿者应学会宽容、平和地对待，求大同而存小异。
“雪山下的人性就一定纯洁吗？这样要求是否泛道德化？实际上，随着游客蜂拥而至和商业负面文化的入侵，景区原住民的淳朴心态正在发生改变。从另一角度说，越是穷乡僻壤，当地既得利益者越缺乏现代游戏规则意识，就越抗拒外来力量的监控。”丽江一名旅游界人士如是说。
在他眼里，许多志愿者与学校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农耕社会与市场社会、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冲突。
张乔阳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要慢慢来，不能太急”。在她的酒吧里，她目睹过一些志愿者因对学校心生失望，有时会扔下课程跑到雪山下散心。
有人问卞文，3个月的支教改变了什么？她回答，只要有价值，做比不做强。王心阳说，有了这所学校，一些孩子的童年就不用在山上放羊了。
“国际大机构做慈善硬体投入时，很懂得求大节、舍小节的道理，只要大方向没错，可以容忍三成的资金被吃掉。这是一种对现实、对人性的妥协，但值得志愿者学习借鉴。”一名熟悉NGO运作的人士说。
张乔阳的建议是，保持谨慎的怀疑，合理的监督，全力的辅助，不失希望和信心。
“那里海拔3400米，天特别蓝，云特别白，小溪从雪山而下流经学校旁，孩子们的脸好像总洗不干净，笑容却那么动人。我曾以为我找到了理想之地，但现在我不敢再回去了。”
广东珠海女孩李逸杭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腹地的德钦县大众慈善学校做了5个月志愿者老师后，因与校方产生矛盾被“请”出学校。随后，另两名志愿者也先后主动离开。最终，他们在网上集体“反水”，联合指责外界的捐赠没有被好好使用，学校管理混乱，而且校长有私吞部分善款的嫌疑。
3名志愿者的联名指控使靠捐助维持运转的大众慈善学校遭受到办校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力挺志愿者的强大声音中，有人发问：在对立、推翻之外，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实际上，在类似于“香格里拉已经不在”的网上惊哗中，被怀疑的不仅仅是这所学校，被呼吁的不仅仅是制度管人，而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奔赴边远地区的背景下，志愿者的理想主义该怎样与现实对接，则更是一个新鲜而务实的话题。(新浪网南方都市报 袁小兵) [编辑： 贺晓燕]
5（来源：东北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