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眼里，那是个“坏孩子矫治营”。于是，在这20多年间，工读学校一直不停地淡化工读痕迹，让孩子们能正 常地进入社会。但现在看来仅仅淡化是不够的，有人提出取消，有人提出让它成规模壮大——
25年没发出一张毕业证
“从1980年开办到现在，我们送走1000名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但一张毕业证都没发出去过。”说这话的是南 岸区工读学校的校长雷文生，话听起来很悲壮，但雷校长自己很坦然，甚至暗中有些高兴，因为这说明工读学校的枷锁没有套 在出去的孩子们身上。
他说，如果以“工读学校”的名义发毕业证，这个“污点”就会进入学生的档案，影响人一辈子。因此，这25年来 ，哪怕学生考得再好，再怎么让学校脸面有光，他们都会尽量让学生回原校去考。
“90年代以前，公安送来的孩子还要求迁户口到学校，毕业之后再迁走。”雷文生心痛的还是孩子们的档案问题。 “户口本上写从XX地迁往南岸工读校，某年某月，从南岸区工读校迁回某地，这是一辈子都看得见的，家长意见很大。”雷 文生说后来取消粮油定点供应之后，工读学校马上就想取消学生迁户口的事，公安机关也不要求了，这才让大家松了口气。
被淡化的“工读痕迹”
在南岸区工读学校，除了铁门厚重一点之外，记者发现它和普通中学并没有两样。学校现有21个学生，16名在职 教职工。学校在管理上分两个班，在教学上分四个层次，有小学、初一、初二、初三四个年级。
据了解，目前，来这里的学生被称作“行为偏常”，他们进来之前的表现多数都是：逃学、抽烟、打架、敲诈、迷恋 电游、小偷小摸。在这里，他们的身份是“借读”，绝大部分由家长申请，经原校同意之后送来。并不叫“工读生”。据说这 是学校尊重学生人格，淡化工读痕迹的结果。
看他们的课程表，发现跟普通中学一样，雷校长说这是学校自找的压力。按照现在教委的规定，工读学校的学生初中 毕业时只需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但学校照样把初中所有课程配齐，老师也配齐，因为学生们一样要参加全市统考，回到 原来的学校拿毕业证。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除了周末可以由家长接回家之外，平时是不能外出的。对学生 而言，法制教育是重点。记者发现，每个年级每天都有一堂特殊的课程，叫“行为评价”。这堂课放在每天晚自习前后，由每 个学生先对自己今天的个人品德行为进行评价，总结自己这一天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然后由同学“互评”，老师总结。 这些评价被老师记录在案，周末是否够条件回家，全取决于他们每天的表现。
在沙坪坝工读学校，他们采取了“三不政策”：不留档案，不问罪错，不家访。“既然社会给工读生不公正的看法， 我们就努力将工读教育变成隐私教育。让孩子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只要能学好，我们宁愿让孩子这段失去自由的日子成为 一片空白。”老校长聂朝华说。
但与重庆其他没有改名字的工读校相比，沙坪坝工读校的招生一直都遥遥领先，最多的时候达到100多人。
生源不稳成学校之痛
“我们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个学生。”虽然这在普通中学还不如一个班的学生多，但对于雷文生他们来讲，这种状态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但据最保守的统计，目前游走在学校与社会间的这种“问题青少年”，全市共有1万余人，这是个潜在的犯罪群体。 大部分人还在社会上放任自流，不能不说是个危险的因素。
所以，工读学校的招生是不分季节的，他们随时都在招生。但招来的学生随时都在离开。
“家长对工读学校的偏见太大了。”雷校长打了个比方：“就好比孩子生病了，应该送医院，他不愿面对，于是不送 ；病得很重了，下决心送去，但又急功近利，孩子稍微有点好转，就赶快离开。”因为所有的都出于自愿，所以工读学校的处 境极为尴尬，人少的时候，老师像带研究生一样。
雷校长说，孩子彻底“治”好了，才是最重要的。他给记者看了封信。写信的段林(化名)两年前被伤心欲绝的父母 彻底放弃，是在重庆的姑妈将他送到南岸工读学校的。当时记者去学校采访时，他曾心有余悸地对记者说：“不来这里，我就 进监狱了。”
段林最“辉煌”的时候，他的手下有40多个13—15岁的“兄弟伙”。父母最后对他彻底绝望，不再管他。
2003年2月，记者采访他时，他说寒假回家，才知道以前关系密切的4个兄弟伙因抢劫被判刑，其中有两个被判 7年。如果他不来工读校，肯定这次就和他们一起进监狱了。
从段林的信中，我们得知他现在就读国家级重点广安一中的高三年级。他的成绩在普通班算一般的，他自信“考本科 还是考得上的”。
建议：取消工读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星华认为：工读学校，主要就是对孩子的一个心理伤害，他们都是未成年人，给未成年 人很早贴一个标签。你是一个有不良行为的人，他本来可以矫正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从此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 害的人，这是真正的交叉感染。说到标签淡化，实际上无法淡化，他的家长、邻居、他的亲戚知道，你再怎么淡化？所以这个 淡化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他本人，根本不可能淡化，所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第二、我们看看工读学校，办了的这么多年效果怎么样？它是不是还能起到他们所预想的作用？法律是不是需要修改 ？法律上是不是规定孩子进了工读学校要剥夺他的自由，由教育机构办的，那你就没有权利去剥夺他的自由；
第三、判断他进工读学校和不进工读学校用什么标准，按道理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利判断，进工读学校还是不进工读 学校。实际上是我们的普通中学老师，普通的中学校长做出决定把他送到工读学校，把责任推给孩子个人，这是很不公平的， 也是很不合适的，是中学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正像一个菜园子里边，发现有一种菜病变了，那我们把这种菜放到温室里面去培养，去给它治病，否则它把别的 种菜也带坏了，培养完了以后，再放到大自然环境，它就变好了，真的是这样吗？植物都不是这样，更不要说人是这样的。
如果他真的触犯了刑律的话，应该进少管所，而不是进工读学校，他应该受到刑法的制裁。
整合：寻求突破之路
扛不住社会压力，很多学校开始换名字。南京的工读校叫“建宁中学”、成都叫“52中”，上海的叫“育英学校” 、深圳的叫“育新学校”。
重庆之前有10所工读学校，现在留下的只有渝中、沙坪坝、江北、南岸、合川5所。沙坪坝工读学校对外叫做“红 槽房中学”。
11月2日下午，经过一路打听，记者轻易的走进了沙区工读校。四处倒塌着围墙，一片狼藉，如同废墟一般。
校长一听有记者前往，几乎不听任何解释，一边很有礼貌的说着“对不起，”一边干脆利落的把记者送到大楼的门外 ，关上了铁门。
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学校要进行修建了。这对于资金紧张的工读校来说实在是件大事，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 担心一说错话，在争取财政支持上就会显得更加困难。
改名字有好处，家长、学生都愿意接受。但管理仍然是工读学校的管理。
但也内人士认为，改名字仍然无法完全让工读学校脱离困境。目前有一种设想是将全市的工读学校整合在一起，让它 上规模、上档次。
“我们私下里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不然太浪费教育资源了。”据了解，工读学校举手赞同。但设想总归是设想，目 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案。
新闻资料
工读学校是1955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由北京市办起来的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在全国工读学校现存有70所 ，它主要是根据苏联教育学家马克连克、高尔基工学团，沿用它的名字来的。但是高尔基工学团主要收的是流浪儿童，我国收 的主要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和未成年人。
现在全国工读学校除安徽的蚌埠工读学校，由公安部门管和贵州凯里工读学校由政法委管以外，其余的工读学校都是 由教育部门管，它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同时有公安部门的介入。
我国工读学校最高峰曾经达到150多所，现在仅存的70所学校面临着不同的危机：一些学校被政府取消，一些学 校被迫改换门庭。就在重庆市某区，工读学校根本没有编制和投入，已经被改变成可以获得利益的戒毒学校。
目前国外对同类型的孩子是通过监护法，监护法院和法官来解决问题少年的教育，但我们国家现在只有成人的刑法， 没有少年法，更没有少年的监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