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军
宋室南迁促进了杭州都市的繁荣，使杭州成为国际上第一流的都市。耐得翁在所著《都城纪胜》一书的序中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宋室南迁，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向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质的飞跃。从当时及后人的文献记载来看，北方先进文化对杭州的影响，几乎涉及各个层面。下面择要加以阐述。
商业
南宋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远远胜过北宋的汴京。对此，时人吴自牧在其所作的《梦粱录》一书中有载：“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示，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番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在临安众多的商铺中，东京人开设的饮食店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食店》里述及临安的食店时说：“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这些汴京人不仅纷纷在临安开设酒楼、茶肆和食店，把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汴京风味制作以及饮食店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带到了杭州，不仅丰富了南宋都城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杭州饮食业在全国的地位。
手工业
南宋临安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纺织、造纸、印刷、陶瓷、造船及军火等工业都居全国前列。虽然杭州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历史非常久远，且至北宋时已有相当的规模，但南宋临安手工业的发达往往又跟宋室的南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宋室定都临安后，直接为皇室、官府服务的、规模庞大的官方手工业作坊在临安纷纷建立，同时东京等地大量具有各种手工业技艺的专业人才也大量移居临安，这大大改变了当地官、私手工业的结构与比重，并对都城临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以陶瓷业为例，宋室南迁前，杭州的陶瓷业在全国并无地位，也没有影响。但宋室定都杭州后，不久即在当地设立了两座新窑，一是凤凰山下的修内司窑，另一个是南宋郊坛东侧乌龟山南麓的“郊坛官窑”。明初学者曹昭在《格古要论》一书中评价：“官窑器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足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样，杭州一下子就成为全国陶瓷业的中心之一。
又如丝织业，宋室南迁后，汴京的织锦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等机构也迁至杭州。工匠们带来了汴京精湛的纺织技艺，对杭州官方及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杭州成为全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印刷业也在北方工匠的参与之下而愈加发达了。如从汴京迁到临安的国子监，其印本在当时最为精良，号称“监本”。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荣六郎家开的书肆在当时较为著名，主要印刷和出售经史书籍。
城市建设
南宋临安的城市建设也受到了汴京的影响，当时城中的许多建筑仿效汴京而成。如南宋朝廷精心设计的贯穿京城临安南北的“天街”，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这条专供皇帝通行的御街，南起皇宫北边和宁门外，北至武林门前的中正桥，长达一万三千五百余尺，由数万块巨幅石板铺设而成，宽敞豁达。它仿效汴京御街，在街中划设御道、河道、走廊等不同功能的分道。
一百多年间，凤凰山周围九里之内，布满了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南宋皇宫建筑。不仅规模和汴京大内相仿，而且连宫殿的格局也和汴京相同。
城市民房、园林建筑也竞相仿效汴京。如《鼠璞》载：“南渡驻跸，王公贵人园池竞建。”西湖四周，“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城中更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拥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北宋时尚“林木茂盛，阒无民居”的城西及宝莲山、吴山、万松岭诸处，此时已是“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
社会风俗
由于宋室的南迁，汴人大量移居临安，带来了北方的风俗习惯，使临安的社会风俗及其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首先体现在吃、穿、住、用以及杭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是北宋时人们早已熟知的生活习惯。可是在南宋，杭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但大量迁居临安的北人，尤其是由汴京来的移民携来了以汴京为代表的北方烹饪方法，在临安纷纷从事饮食业的经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临安饮食业经营者的成分，同时也使临安饮食业经营的品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衣饰来看，北宋汴人的许多服装式样和发饰等在南渡以后也传到了临安。袁褧《枫窗小牍》卷上云：“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鬃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鬃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冰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节日风俗，在南北宋之交，汴京与临安尚有较大的差异，故时人庄绰《鸡肋篇》卷上载：“南方之俗，尤异于中原故习。”但到南宋晚期，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经过长时期的糅杂以后，汴京的社会风俗已深深地融合于临安的社会风俗之中。
语言
宋室南迁后，由于汴人大量移居临安，因此杭州普遍流行着北方语言。南宋初年，临安居民的语言，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两种语音，但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北方的语音成分和所用的词汇，逐渐融合于“杭音”及语言之中。
文化娱乐
南宋临安的文化娱乐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尤其是汴京的遗风而来。宋室定都杭州，遂使汴京大批乐师、乐工及乐舞艺人寓居临安，形成了南北方乐舞的大交流，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
北宋时汴京有“瓦舍”（或称“瓦肆”），并兴盛一时。宋室南渡后，瓦舍这种表演文艺不仅传入杭州，而且较之东京，杭州的“瓦舍”在瓦子数量、艺人人数和场所的固定等方面远远要超乎其上。
学校教育
高宗在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下诏给临安府，“措置”太学。次年，临安知府王唤把抗金名将岳飞的宅舍作为大学的校址，并进行扩建。太学生在初期仅三百余人，到孝宗、理宗时已多达二千余名。随着太学的兴建，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和医学等学校也纷纷仿北宋的样子在临安建立起来。这些学校的设立，促进了临安教育事业的繁荣。
当时的临安除上述隶属于朝廷的诸学校外，尚有临安府学、钱塘县学和仁和县学，此外乡里有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教育机构。“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书选者”。居民的文化程度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史载：“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成了南宋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据统计，南宋一代临安的进士达582人之多，朱淑真、张炎、汪元量、周密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杨辉是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陈沂、罗知悌、邢氏等人均是当时的名医，张九成、邓牧是知名的思想家，刘松年、夏圭、马远、李嵩、马和之、林椿等人则都是南宋著名画家。
（作者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