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是社会文明的聚焦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设计者之一鲍宗豪欣然接受本报记者独家电话采访详解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
本报记者金文蓉
首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表彰圆满结束，深圳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日前，本报记者就此次文明城市评选的背景、意义，测评体系等一些广泛关注的问题采访了首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设计者之一，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
为21世纪的城市文明提供一种范式
记者：这次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区），是建国以来首次。请您谈谈此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背景和意义。
鲍宗豪：对，这么大规模的文明城市评选表彰是第一次，按《测评体系》来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也是第一次。这次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表彰，既是对原有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创建实践的检验。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最初的设想是评选出的全国文明城市，应该具有一种示范作用，对我国城市文明水平的提高能产生引导。这次评出了9个城市，应该说基本达到了开始设想的目标要求，是值得大家信服的。近年来，城市文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实践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关注。这些年我国城市化、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每年城市化增长率是1.5％。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种种“城市病”，比如，注重城市的硬件，重城市形态、不关注城市的生态，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出创建文明城市。通过评选表彰文明城市，来促进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促进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评选文明城市是为21世纪的城市文明提供了一种范式。
以指标“丈量”文明
记者：以指标“丈量”文明，是此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一个突出特点。请问在指标设置时，如何保证这把“尺子”的科学、公正、准确？
鲍宗豪：文明城市创建和推进必须有一整套全面、系统、科学的评估指标来评价。这次评选，从指标研制到操作手册的研制前后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有了这么一套标准，第一次做到用同一把“尺子”测评各市各区，这样就能做到比较客观、权威、公正，避免了一些人为因素。
为保证指标的科学、合理、公正，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指标研制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资料分析与调查研究阶段。我们参考了国内外的有关现代化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竞争力有关的指标，中国的统计年鉴等等，还借鉴了我国30多个省市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又到15个城市进行实地调研，形成初步的框架体系。第二、征求意见、专题研讨阶段。研制组不仅征求各省市的意见，而且又征求了中央28个部委办的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反复修改和专题研讨，形成新的一稿。第三、“中试”与修改阶段。测评体系最重的是要可以操作，全国这么多城市都要用，所以我们移植了工程科学中的“中试”方法进行实践。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工作，最终才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众多学术权威专家高度评价了这个课题取得的成果，认为文明城市建设从此有了一个规范化、科学化的量化标准。
记者：此次文明城市评选指标体系设置的核心是什么，从哪些方面来认定文明城市？
鲍宗豪：设置文明城市评选指标体系，首先要做定性研究，搞清文明城市的含义是什么。文明城市称号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坚持科学发展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指标的设置就根据这个界定来进行，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
整个测评体系有五套指标，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城区。这五套指标每一套都由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两大板块组成。基本指标是评价考核文明城市的基本标准，反映文明城市创建基本情况，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城市，基本指标大体一样。在基本指标中我们又设置了几个调节指标，这样既保证了整体一致性，又兼顾了东西发展的地区差异。基本指标包括七个方面：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这七个方面中，环境指标占了六个，主导思想是21世纪中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就是要突出软环境。特色指标有三条：创建工作集中宣传、荣誉称号、城市的整体形象。整个指标体系既有对城市每一个部分的深入考查，又有对城市的整体观察，综合起来进行测评。
突出软环境提高“软实力”
记者：在《测评体系》中，软件内容占69.5％。软指标考核的重点是哪些方面？请问这样设置评选指标体系的出发点、可操作性如何？
鲍宗豪：这次评选的《测评体系》中软指标非常多，而且都通过一定的标准来量化，具体化，也就是将“软件”的考核规范化、程序化。这表明了《测评体系》的根本导向：突出“软环境”建设，解决文明城市创建中的难点、顽症。
现在我国不少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态上不错，硬件都上去了，真正难的，也是我们与国外一些城市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市民素质。人们总觉得思想道德、市民素质这些“软件”很难量化，也没有标准来衡量，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也相对滞后。以“软环境”为导向的《测评体系》，不仅改变了以往文明城市评选中缺乏科学合理的测评指标的状况，更重要的在于，它反映中国特色，适应现实需要，抓住了文明城市的本质，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记者：过去一些地方搞创建活动往往习惯于打突击战，《测评体系》如何避免城市文明创建工作中的短期行为？
鲍宗豪：此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设置这样一个《测评体系》，就是希望能引导文明城市的创建走上一条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这也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和管理。从指标设置到整个考核，都注重的是常态。检验也是实地考察、暗访，问卷事先也不通知。对材料的审核主要是看这个城市原来做了多少工作，也注重的是一种常态。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引导，使我们的文明城市创建不要搞突击，要注重平时的工作、形成扎实有效的创建工作。
记者：城市文明软件建设对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意义是什么？
鲍宗豪：在现代，城市竞争力、综合实力主要体现于软件。在城市竞争力中，软实力常常被我们忽视，现在一些城市的发展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通过增加投入来增强城市实力，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改变这个现状，不解决这个顽症，将会影响到城市硬件，影响到城市的自主创新。软件跟不上，硬件的发展就不可持续。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通过内在素质的提高，内在素质提高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市民素质的提高，软件实际就是市民素质。市民素质高，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才强，才能不断提高城市竞争力；市民素质高，城市的整个硬件的素质就会体现出来，城市内在的特色才能很好地解释出来。
个人文明表达着城市文明
记者：城市的灵魂在于人。个人文明牵系着城市文明和国家文明，表达着城市素质、国家素质。评选指标体系中对人的文明素质考核重点有哪些方面？
鲍宗豪：人的文明素质考核最重要的就是考察市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表现。比如，公共场所的秩序、社会公德，公共道德。市民文明行为中，公共设施的维护、市民交通行为，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破坏公物、不遵守交通规则等行为在各个城市中都存在。提高个人文明素质，我们需要改进的空间还很大。
记者：创建文明城市，环境、治安等硬件的改善相对容易，人的行为文明、行为道德等软件架构难度就要大得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进行“文明人”的建设，政府和社会该做些什么，市民又该怎么做？
鲍宗豪：21世纪的城市市民应该具有一种做文明人、文明市民的自觉意识。现在普遍最缺乏的就是公德意识。一些人家里可以收拾得一尘不染，在外面却是乱抛杂物。当前，我们仍然未能走出熟人社会的结构，熟人之间彬彬有礼，一旦到了无人监控的、偶然的、无感情色彩的公共场所，其行为表现就会毫无顾忌。这是一种缺乏基本文明素质的表现。
“文明人”建设，政府和社会主要是要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培养和强化市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习惯。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名片和标签。要实现这种认识和行动上的转变，最重要是市民个人的自觉努力。
创建文明城市是推进社会文明的载体
记者：怎么看待创建文明城市在推进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鲍宗豪：城市文明是社会文明的聚焦，也是最核心的东西。文明城市评选表彰，全国这么多城市都动员起来，参与的面、参与的人数以及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文明城市的评选表彰是一条推进社会文明、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途径。社会本身就是由不同群体的人所组成，社会活动是千百万人民的自觉有意识的活动，因此才会显示出其价值。没有人的积极参与，社会进步的推动是一句空话。党和国家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引导群众性的创建活动，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极具价值的。正因为有千百万市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社会文明的活动。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转变为精神的东西，也可以转变为物质的东西。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以前我们只是在口头上强调，没有一种转化的标准和凝聚、引导性的载体，文明城市创建就形成这么一个载体，使政府和市民自觉地去改善城市的硬件、软件，转化为推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
记者：您认为深圳创建文明城市有哪些特点？今后主要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鲍宗豪：从《测评体系》考核的情况看，深圳的优势在于有良好的人文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还有生态环境、思想道德建设都做得不错，有自己的特色。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让外来人口真正融入这个城市，成为城市文明的一分子，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论大家来自何处，都是新深圳人。我认为要在新深圳人的前提下，形成一种新的市民文明意识、文明行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