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温商 ■奔波一年 ■投资千万 ■成效归零
扶绥，毗邻南宁的广西“甘蔗之乡”。2004年，5名温州商人和扶绥县政府签订了浙桂两省重点签约项目——“江鳌创业园”协议。但一年过后，这个处于襁褓之中的温州工业园却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执中不幸夭折。
“江鳌事件”引发了温州商界对眼下招商热的反思。这种反思，有着超越两地的标本意义。
联姻
2004年6月28日。
扶绥。阳光灿烂。
童巨亚站在城南的绿野上，一脸满足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脚下的空地虽然有牛吃草，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含金量——童巨亚和生意伙伴先后考察扶绥多次，一致认为一年后新的入城大道通车，这个距县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将成为“黄金工业园区”。
童巨亚来自平阳，当地发达的编织袋业全国闻名。2004年初，有“甘蔗之乡”美誉的广西扶绥县随同崇左市政府代表团来温招商引资。童巨亚等人敏锐察觉到，如果将已经饱和的当地编织袋工业直接迁到产糖大省广西的家门口，将会是一个双赢的举措。有了“糖”的吸引力，童巨亚等人与扶绥县开始了甜蜜的接触。
4月中旬，童巨亚及后来的股东陈余宽、陈宇仁等5人组团初次探营扶绥。5月上旬，热心招商的扶绥县长雷永良率队回访平阳。在完成“第一次亲密接触”后，童巨亚等人要求县政府以招商资料上的最低优惠价——每亩6800元提供建设用地。扶绥县委县政府起初有点迟疑，提出是否可以另外选址，但童巨亚等5人认准这一地块。11月9日，经反复磋商，扶绥县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出让，先期规划100亩，后期200亩。双方随后签署了协议。
“扶绥出让这块地似乎也有‘割肉’之痛。记得是11月6日吧，那天晚上快12时了，县领导亲自打电话来说：‘这块地还是决定给你们搞工业了。’”童巨亚回忆说，扶绥方面也曾将这300亩地规划为绿化用地，最后之所以同意优惠出让，主要是基于长远经济发展考虑，因为编织袋低污染，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解决当地剩余劳力就业，而且有益扶绥、南宁乃至东盟市场的蔗糖等农产品包装。扶绥县还想以此吸引其他温商投资，把编织袋工业园“编织”为扶绥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中的“温州工业园区”。
突变
5名温商出资1000万元注册了“广西江鳌创业园”。先期准备投入5000万元建成两条编织袋生产线，计划于2005年下半年投产。
然而好事多磨，创业园迈的步子并不大。县政府要求“江鳌”资金及时到位，完善土地手续，超出部分由县财政返还。但仅土地评估一项，据“江鳌”称就花去了两个月时间，加上对征地农民补偿等准备工作，江鳌创业园破土动工不得不拖到今年春天。
今年1月，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江鳌创业园被列为2005年浙桂两省贸易洽谈会重点签约项目之一。受此激励，5名股东多次组织温州民营企业家到扶绥考察，并达成若干投资意向。其中一家民企还许诺将一种新型包装袋生产引入创业园，以供应广西发展迅速的锰矿加工业。
春节过后，又一个消息传来：一直关注“江鳌”项目的县长雷永良调任崇左市天等县任县委书记，新县长到任。由于所有工作都已进入轨道，县长换人并没有引起“江鳌”特别留意。童巨亚事后说他第一次接触新县长，感觉“书生味很浓，待人和气。”。
4月2日，江鳌施工队伍进驻工地。4月15日，江鳌方面给扶绥县打进第一笔土地补偿款262万元。创业园运作一切正常。
然而，随后事态的发展却令人猝不及防。“5月29日下午，新县长突然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几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通知我们因城市规划调整，‘江鳌’项目必须中止，工程队必须退出。”童巨亚说自己当时听到这话就“懵了”，他当时极力想进一步表明立场，但新县长只是告诉他“崇左市里批复该地块时，未将它作为工业用地”，因此“江鳌”必须退出。
翌日，扶绥县政府约“江鳌”方面召开会议，宣布中止土地转让合同。
破灭
近日，记者来到广西扶绥“江鳌”园区。工地上停着两台挖掘机，“江鳌”方面的大量建材以及看守人员均未撤离。
“实在太意外了，虽然4月份办土地手续时个别单位拖拖拉拉，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政府会单方面强制中止项目！”时隔120天后，童巨亚仍表示自己“无法接受政府180度转弯”。
“江鳌方面”认为扶绥县政府中止项目原因太牵强。“这块地最终用作工业用地是我们去年与县委县政府艰苦商业谈判的结果，当时政府也明确批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政府现在一句城市规划调整就让我们出局，实在有些不公平。”童巨亚很疑惑：新县长告诉他规划调整在4月20日已作出，但通知他却已是5月30日，这个时间差“令人玩味”，而“江鳌”在此期间不仅大力进行园区建设，还预交280万元签订了两项生产设备合同。
心有不甘的童巨亚、陈宇仁等人四处活动去争取项目存活的可能，但越来越失望。在这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一年后新的入城大道通车已使这一带地价飞涨，‘江鳌方面’所在地块总价已近2000万元，平均地价远远超过出让时的每亩6800元，政府现收回土地使用权“真正原因在于当初出让地价太便宜，扶绥吃亏太大了”，而上级部门未对这块地作“最后裁决”正好给某些人以“操作余地”。
“项目被强制中止后，我和童总回工地通知工人停工，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我们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江鳌”副总经理陈宇仁事后告诉记者：“按道理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在中止合同书上签字，但由于当时双方已无信任可言，‘江鳌’有262万元土地款在扶绥政府手里，他们也提出签订终止合同再办理退款。出于资金安全，我们最后不得已签了。”
奔波整整一年的投资梦宣告破灭。愤怒的“江鳌”提出包括场地平整费、设备订购费以及精神损失费在内共计800万元的赔偿要求。
僵持
“‘江鳌事件’主要是不可抗力影响。这是投资者自身应考虑并承担的风险。”前不久，扶绥县招商局副局长黄保瑜接受记者采访。黄保瑜表示土地收回的确出于规划调整，这与“江鳌”进度太慢也有关，如果进度快了，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但他并没有告诉记者政府给“江鳌”项目的时间表，因为政府“不可能规定得那么细”。他同时认为“江鳌”现在列的800万元损失清单不合理，他甚至“不想看”。“政府赔偿应该在10多万元之间，这一数额‘江鳌’方面最初也有人表态过。”黄保瑜说。
一年后黯然退场，扶绥有没有人为“江鳌”鸣不平？有。一名接受记者采访但一再表明不愿公开姓名、职务的政府官员表示，他当时也参加过县委县政府的引进项目工作，县领导亲自带队用警车开道把“江鳌”股东接到扶绥也亲眼所见，如今“江鳌”因规划原因退场，怎么看都有点违背“游戏规则”。扶绥原县长雷永良则表示，他不方便对规划问题发表评论，但“江鳌”当时进是“按正规程序进来的”，是县委县政府集体讨论定下的，政府应该“说话算数”，依法行政。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业主有权要求赔偿。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商局有关负责人也表态，“江鳌事件”的确非常遗憾，不管怎么说，扶绥县委县政府在操作或者说工作衔接方面存在失当之处。造成这种结果，该道歉的应道歉，该赔偿的应赔偿，尽快把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反思
“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南宁温州商会会长王世林说起“江鳌事件”时颇感不解。他告诉记者，商会为此也曾出面斡旋，但未能扭转最终局面。这件事带给温商的反思是，在眼下招商热潮中，由政府而非市场带来的投资风险有时比想像的高很多。
温州投资商与当地政府出现纠纷并非仅“江鳌”一例，近年此类纠纷有上升趋势，去年一名温州房产投资商因当地政府失信曾造成巨大损失。温州市经贸委有关负责人在评价此类事件时直言不讳：少数政府代表团打着“招商肉骨头”，实则为了“关门烹狗”！市经贸委介绍，每年都有许多政府代表团来温，他们以低地价、低税收甚至主动建厂房等为条件，吸引温商投资。但少数政府在投资后不是条件打了折扣，便是服务拖拖拉拉；或者这一届政府开出的优惠条件，到了下一届政府便走样甚至干脆推倒。市经贸委认为温州近年来非常重视投资环境建设，温商大举外迁已完全不必要了。
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也非常重视“江鳌事件”。协作办副主任徐基长与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将致函崇左市有关方面，以维护在外温商合法权益。他们指出，“江鳌事件”不仅反应出不同政府施政的合理性和延续性，同时也折射出建立在人脉基础上的“关系经济”的脆弱性，在市场经济法规仍有待完善的今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应讲求平等、诚信，这样才能创造优良投资环境。 （温州晚报特派记者 白锐 ）
■链接
扶绥县位于广西西南部，总面积2836平方公里，人口41.7万。扶绥区位优势明显，县城距南宁市52公里，属南宁“半小时经济圈”；南距中越边境城市凭祥市150公里，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陆路大通道的中间站。扶绥物产丰饶，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全县甘蔗种植面积70万亩，年产原料蔗340万吨，在全国排第3位。县内还拥有全国最大的剑麻工业园及各种热带水果果园。扶绥因两次出土了距今约1.3亿年、世界上最高大恐龙化石而享有“恐龙之乡”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