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吴文良（右）与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一起
吴文良（1903———1969），泉州宗教石刻考古专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有———
第一个提出宋元时代，泉州有两座以上清净寺。他的见证与发现，证实元碑上“今泉礼拜寺增至六、七的记载”。从实物证实，元代时泉州是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地，是“海丝”极重要的一环。
他收集的两块回族墓碑，为泉州回族的形成的研究提供实物佐证。
1946年，他从石匠店抢救出一方古拉丁文字墓碑，见证元代泉州不仅有天主教，而且至少有两座天主教堂。为元代泉州与欧洲交通史的研究提供物证。
1954年，他发现一方景教、摩尼教高级宗教官员墓碑，第一次用实物证明元代泉州景教、摩尼教势力强盛，以至能有“管领江南诸路”的宗教高级官员驻扎泉州。
他从收集发现的泉州古婆罗门教（印度教）石刻中，第一个提出元代泉州有婆罗门教寺院和祭坛。
他的发现见证了元代泉州通过海丝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有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他关于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空白，也是对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贡献。
他研究发现，古代泉州港存在蕃坊，即外国人在中国的聚居地。
他为刺桐港即泉州提供无可辩驳的物证。
日前，一部反映宋元时期，泉州与阿拉伯、南亚诸国交通史、贸易史、文化史、艺术史的书籍《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出版，不久将亮相于泉州。而这部历经48个春秋，得以再次增订出版，却与它的作者、著名考古学者吴文良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关联———
早报记者朱彩云文／图
“这本书在历经48年后增订出版，父亲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泉州著名文史专家、吴文良之子吴幼雄介绍，《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已出版，不久将亮相于泉州。但印数极少，仅为1000册，而且定价颇贵，一本350元。
据介绍，《泉州宗教石刻》从1957年原著出版，到2005年增订本付印，前后历经了48个春秋。在这48年间，原著者为此书遭受迫害致死，而增订者也为此书历经艰难曲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南安籍的黄展岳即是此中见证者之一。据了解，增订本原定由中科院院士、享有世界声誉的考古学大师夏鼐先生来写序言，但是没料到书还没编成，夏先生也于1985年辞世。后来，改由黄展岳先生来为书作序。
黄展岳老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详细地介绍了这部书以及吴文良的一些故事。
早年从教
吴文良早年攻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就在泉州市区各中学任教，为谋生计，先后或同时讲授生物、历史、英语、国语等多种课程。由于学识广博，富有教学经验，深受学生爱戴，享誉泉州学界。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我（黄展岳———编者注）到泉州念中学，就听说了吴文良的大名，可惜一直无缘亲聆教诲。一直到1955年春节期间，从北京回老家南安时。夏鼐老师嘱咐我到吴文良先生家中看看他所收藏的宗教石刻，并说当时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郑振铎所长曾看过，有意出版这批石刻的资料。郑所长也对我介绍了石刻的内容，说了一些编撰出版的想法。我回南安后没几天，就去拜访吴先生了。
吴先生对我这个学生辈的远来客，视为故友。他从收集石刻的缘由、收集过程中的艰辛，以及编撰近况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他的真挚、坦率及热情的天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
因书遇害
“1956年，先生应邀到京编撰是书，我们朝夕共处，切磋问难，成了忘年之交。而1957年，《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吴先生也因此被安排到筹建中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工作。”
“先生一到海交馆，就积极参加筹建，还先后把历年捐献的各类宗教石刻近200方存放该馆，少量捐献厦门大学，个别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他全身心投入石刻研究和其他文物工作中。
1965年时，夏鼐先生有感于《泉州宗教石刻》主要属资料性著录，编撰时间过短，内容稍显单薄，研究深度不够；且得知吴先生已受聘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可以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和较多的时间从事研究，立即给他来信建议增订原著———要求增收石刻资料，扩大研究课题，提高研究水平，变原著为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重的增订本论著！吴先生接信后欣喜若狂，随即着手对原著进行增补修订。”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文良先生的增订工作被迫中断，文稿部分散失，先生的身心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不久，他被送到德化‘学习’，厄运随之降临，祸根竟然出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上。原来，这本书出版后，海外一些学者曾就书中的某些问题与吴先生进行书信商榷，造反派竟据此诬为罪证，把先生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施行残酷的严刑拷打，直至迫害致死。时在1969年6月7日，终年67岁。这个消息，我到1974年才从一个同乡的来信中获悉。”
子承父业
“1975年春，夏鼐先生恢复人身自由，重新主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他得知吴文良被迫害致死，曾表示无限愤慨，嘱我转告文良先生家属，设法抢救他的遗稿，准备将来出版增订本。
1977年春，我出差福建，又一次来到吴府，接待我的就是吴文良之子———吴幼雄。返京后，我向夏先生汇报了吴先生身后情况，以及其子幼雄可以继承父业，续成遗著的有利条件。夏先生也表示了满意，于是，1980年7月邀请了幼雄来京进行这项工作。从此，我又同幼雄结下私谊，成了吴家父子的知交。
幼雄受家学的熏陶，童稚时即酷爱文史。及长，就读于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先后在泉州第七中学、泉州师范专科学校、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从事教研工作。其父亲在日，他即襄助研治这批石刻兼及古代海外交通史。感到欣慰的是，他也以继承父亲遗业为己任，用心愈加刻苦。由于他有较好的业务基础，谨严求实的治学态度，又得到了夏先生的随时指导，编撰得心应手、进展顺利。
书中古阿拉伯文的释读破译，经夏先生推荐，由古阿拉伯文专家华维卿先生担任，也取得了圆满成果。到了1981年春，增订本的编撰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在补拍石刻照片这一环节时，由于吴文良先生已将石刻捐献出去，再去拍摄时遇到了困难，增订本书稿也被迫搁置了。”
时光荏苒，转眼1991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考察活动在泉州举行。参与活动的中外学者，在缅怀为我国海外交通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都作出突出贡献的吴文良先生时，强烈要求再版《泉州宗教石刻》。进入本世纪，此事受到福建省政府和泉州市政府的关注，同意资助出版，原出版《泉州宗教石刻》的科学出版社也热情表示要为增订本的出版尽力。再版条件至此已是万事俱备，又经吴幼雄一年多的辛勤劳动，增订本终于脱稿付梓。
逸事
吴文良书赠陈毅
1925年，吴文良发现白狗庙焚纸炉上砌着两方印度教石刻，他还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小山丛竹亭附近发现的石卧狮、须弥座祭坛石刻和白狗庙崇祀白狗神（狗，印度教称为印度洋山神），得出“泉州白狗庙可能是一座锡兰人兴建的印度教寺庙”结论。
离休老干部许集美介绍，1949年11月，泉州刚解放，社会秩序还很混乱，有人趁机乱挖城墙基石、石墓石头，位于城东的灵山圣墓眼看也有被破坏的危险。吴文良等人立即反映，保护了灵山圣墓。
1957年，吴文良先生编撰《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如古刺桐港究竟现为何省何地，百多年来史学界有杭州、扬州、漳州等说法。吴先生第一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物证证实刺桐港即泉州，从而结束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1958年，郭沫若先生致信吴文良说：“最近，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一本《世界通史》，决定收集中国历史重要图片100幅，要你选择《泉州宗教石刻》15幅以便载入，仅泉州即占15％。”郭老还于1961年来泉州时会见了吴先生，鼓励他继续努力。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出访非洲前，偕夫人到泉州视察，对《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表示赞赏。吴先生即从亲属手中找来八本赠与陈毅副总理。
《泉州宗教石刻》学术价值高
黄展岳先生对比了《泉州宗教石刻》新旧版本，进行了分析。
“宋元时期，泉州是当时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一度跃居为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繁荣发达的海外交通，招徕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到这里侨居或定居。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犹太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和摩尼教（明教）等多种宗教。与长期流传于泉州的本土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地方儒教文化和平共处。按照各自的教门特点、民族特点，兴修教堂、寺院，广造邸宅、铺店，营建坟墓、茔域。泉州成了一座古代神学文化的宝库。元末，泉州惨遭兵祸，元气大伤，加以明清实行海禁政策，泉州港没落。昔日的繁华景象，俱成历史陈迹。各种宗教石刻，散于荒郊野地、街衢闾巷，时有被发现者。除吴文良先生收集在原著的200方以外，继他之后，泉州的文博部门和吴文良之子吴幼雄，也尽力调查搜集发掘，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其中大部分被增订本所采录。
增订本收集的实物资料比原著有了极大的丰富，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粗略估算，实物图片比原著约增多三倍，文字约增多四倍。而且增加了全部古阿拉伯的释文、译文，这是原著所无的。”
黄展岳先生认为，增订本的出版不仅为研究宋元泉州与阿拉伯、南亚诸国的交通史、贸易史、文化史、艺术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古阿拉伯文的辨识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例如，书中收集了约300多方古伊斯兰教墓碑，经翻译，得知墓主来自阿拉伯、也门、阿曼、波斯、叙利亚、土耳其、花剌子模、伊拉克、里海地区和布哈拉等地。他们的身份有贵族、传教士、官员、商人、技艺人直至一般平民和奴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赛典赤·杜安莎，波斯宰相撒都丁的爱女法蒂美，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
在收集的70多方元代泉州基督教墓碑中，发现有古拉丁文、蒙古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古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回鹘文以及未被认识的文字和汉字。从墓碑文字和碑额形式判断，当时泉州的基督教有聂思脱里教派，即景教，和圣方济各会派，即罗马的天主教。
此外，书中还收集古印度婆罗门教雕刻，以及全国惟一保存至今的元代摩尼教寺和摩尼坐姿雕像。这批宗教石刻的出土情况及其历史意义，书中皆有明确的交代和阐述。这批石刻资料，是这些教门在泉州活动的最忠实的历史见证。作者对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碑文，做了精辟的考证，为泉州史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原著以大量实物资料进一步证明中世纪名噪一时的古刺桐港确是今泉州港，赢得海内外学者的认同。“泉州”一名也广为人知。1982年泉州被列为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随后，又列为对外开放城市。随着泉州经济腾飞，文化昌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增订本的出版，必将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和台港同胞的兴趣。他们要来这里访古探幽，领略这座曾经是古代世界东方最大商港而又充满古代世界神学色彩的真面目。观摩“市井十洲人”创建的各种宗教遗迹遗物，一睹重振古刺桐港的海运经贸文化风采。可以预期，泉州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友好往来，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出现。吴文良父子精心收藏和编撰的泉州宗教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必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
吴幼雄展示宗教石刻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