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
李劫夫是谁？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它们的曲作者，就是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写就两千多首歌。
“文革”中，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红色音乐家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但是，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告知李劫夫夫人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因为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而到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所谓“学习班”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
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