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的蔡光仁老师一家也是今年受表彰的“教育世家”之一，他的父母、妻子和一个孩子也都从事教育工作。从教前，蔡光仁响应祖国号召，参军成为一名坦克兵———
投笔从戎
9月8日，记者来到了蔡光仁副教授的家，落座时就可看到客厅墙上显眼处挂着“海韵松涛”的书法作品。
“我年轻时都是在战乱中度过。”蔡光仁说。
1935年，蔡光仁生于江苏常熟。父亲蔡树繁，母亲何友梅，都是教师。据蔡光仁回忆，在很小的时候，他就随父母逃难。抗战那会儿，父母带着他们兄弟几个东奔西跑，辗转至广西桂林，后来又来到中缅边境。当时，父母都在广西大学教书，一个教物理，一个教数学。
在抗战年代，由于长期跟随父母颠沛奔波，蔡光仁没有系统地念过小学，很多知识都是在逃难的日子里，靠父母亲这里教一点，那里教一点积累下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光仁的父母带着他们一家大小回到了老家江苏常熟。那时，蔡光仁已经10多岁了，也有了一定的小学知识，刚好父母亲在常熟中学教初中，他就在常熟中学插班，念了初中。可是，初中才念两年多，就遇上了抗美援朝。
为响应国家号召，蔡光仁毅然参军，来到了华东军区的坦克部队，属于技术兵种，也就是特种兵。
“1955年，我复员回了常熟老家，并编入预备役。按照当时的规定，复员军人要有工作安排。但对我们这种特种兵来说，安排工作就不那么容易。当时我也想着说，因为自己还是预备役军人，随时还要回去当兵，技术不能丢，坦克兵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属于技术型的，所以那时只想着说能去开车，搞运输。当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还要回去部队。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考大学。那时，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正动员有条件报考的都去报考。于是，我也去报了高考。由于当时我在初中念的教材很难，后来高考考的知识，很多都在初中读过。结果，经过几个月突击补习，我就参加高考了。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的机械系。”
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蔡光仁参与了学校团委的工作。这时候，他碰上了他的妻子———一起参与校团委的电子工程系的苏宝琴。苏宝琴是印尼归侨，跟蔡光仁一样，她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一回国就参加高考，上了大学。由于列宁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上全国电气化”这句话，苏宝琴选择了电子工程系。后来两个人双双当了老师。
比翼双飞
两个理工科的高材生，为什么会走上教学路呢？
如果说，蔡光仁的父母是老师，他从小耳濡目染，子承父业是常事，而为何是“夫妻双双把书教”呢？
蔡光仁说，父母当老师，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最初的想法也不是当老师。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而且当时年轻人的思想也比较单纯，没有考虑那么多。
苏宝琴补充说：“我们夫妻俩前半生都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全国各地奔走。特别是我，回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在华北，我在华北读大学；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在西北，我在西安教书；第三个计划，重点在西南，我在贵州支援‘大三线’。刚开始毕业后一味地想要搞工程，把国家搞好，想着能造出比美国、日本更好的飞机、大炮，想‘工业救国’。”
1960年，时逢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急缺教育人才，同时号召年轻人支援“大三线”。所以，夫妻俩没有多考虑，直接跑到贵州当老师。夫妻俩在贵州工学院（现贵州理工大学）教书，一教就是19年。
情定刺桐
1979年，蔡光仁夫妻俩从报纸上得知华侨大学复办，需要教师的消息，于是，他们写信给中央侨办，表示愿意为华侨事业作贡献，支持教育事业。
蔡光仁说：“那时候我们夫妻已经是讲师了，就我们的职称，想要学校放行很困难。后来，中组部看中了我们，就直接发调令。”所以他说他们是幸运的。有意思的是，1979年的这个春节他们却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别有一番意义。
直到1996年，蔡光仁退休，夫妻俩一直在华侨大学。
如今，蔡光仁有两个儿子，他的小儿子和儿媳也都在华侨大学。
蔡光仁坦言：“对于儿子，我们都不用什么所谓的高压政策，是采取相应宽容的态度。”儿子有这样的成就，也不是父母要求他们，而是他们自己追求的。面对蔡老师这样宽容的态度，他的两个儿子也很争气，成绩都不错。更有趣的是，两个儿子都考进了华侨大学的电子系，而且都成了母亲苏宝琴的学生。
蔡老师说：“我的大儿子蔡聪毕业后留在了华大的图书馆技术部，本来他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工作，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留在泉州。”
蔡光仁、苏宝琴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