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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近日，本报记者在郑州警方的协助下，在郑州市查找到了20余名1937年7月7日出生者名单。拿着这些名单和地址，记者兵分三路在全城搜索采访对象。在单位、在街头、在秋风中，聆听老人们讲那个年代充满泪水的耻辱故事……
“妈妈说别动我的孩子”
回忆人:邓志鸣出生时间:1937年
“——”八路军和鬼子兵就在村子边上打起来了。正在邻居家玩的邓志鸣赶快往家跑，母亲把他拽到屋里，关上门，用门闩上住，又找来两根木棍死死顶住。
那一年是1944年，邓志鸣7岁。那个村子叫张虎庄，现在属于滑县瓦岗寨乡管辖。“我们这里向来民风剽悍，当年程咬金就是在这里做的皇帝。日本人来后，很多人都参加了平原游击队，掂起家伙抗日了。”邓志鸣说。
邓志鸣是河南省第二新华印刷厂退休工人。9月2日下午，在费了一番周折后，记者在郑州扶轮外国语学校大门外找到了他，他在这里等即将放学的外孙。
邓志鸣说，战斗是从中午打响的，枪炮声穿过墙壁闯进屋子，他和母亲都很害怕。黄昏时，枪声歇了。他和几个小伙伴到村外边看看，都是子弹壳，但没有被打伤的和被打死的人。“我们兜里装满了子弹壳，仍觉得不过瘾，就跑回家拿了个篮子，后来捡了满满两篮子。”老人对记者说。
黄昏时鬼子进村了，他们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看有没有伤员被藏起来。“我们家的门被一脚踹开了，进来了两个鬼子，我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颤抖着对鬼子说:‘别动我的孩子。’鬼子把我们家搜了个底朝天，但什么都没搜到，就取下他们头上戴的钢盔，把我们家的花生装走了两钢盔。临走，他们狠狠地踢了我妈一脚。”日本人走后，听说村头的一个年轻汉子被吊到树上打死了。
一年多后，日本投降了。村民们走上街头，用木棍敲着洗脸盆，高喊着:“胜利了，胜利了！”“天天都是担惊受怕的，今天是怎么了？我觉得很热闹，就跑到街上看，听说日本人被打败了，也从家里拿出洗脸盆敲。”1955年，邓志鸣到了郑州，在河南省总工会工作，后来调到了河南省第二新华印刷厂。
“母亲掰给我一块冷馒头”
回忆人:马文法出生时间:1937年
在郑州市东三马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闪进记者的视线，他正在三轮车座上悠闲地坐着等客。
老人告诉记者，他叫马文法，老家在开封县曲兴乡程寨，“那年头天天东躲西藏的，家里又穷，没上过学。这辈子不识字，我只能对你们说说我见过的听过的小日本的事儿。你们包涵点啊。”一边说，他一边笑。
“跑老日”这个词，已经成了马文法有关童年的最深刻的记忆，提起“跑老日”，老人既兴奋又痛恨。曲兴乡属于黄河滩区，他家向北一两公里就是黄河大堤。为了防风固沙，在黄河大堤两边长着大片大片的柳树丛。日本人来时，十里八庄事先“知道了信儿”的人就往大堤上跑，乡亲们形象地称其为“跑老日”。
1943年初秋的一个清晨，天上飘着蒙蒙雨。一阵“咣咣咣”的敲锣声把他从梦中惊醒，正做早饭的母亲慌忙跑过来，把他夹在左肋下，右手拿起他的破夹袄就往外跑，快出门时，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拐到厨房抓起两个冷馒头。大街上都是人，大家拖儿带女地往大堤的方向逃，还有人喊:“快点，快点，老日已经到前面的村子了。”“怕不怕？”记者打断他的叙述问道。“怕什么呀，每年都要跑几回老日，都习惯了，不过那次鬼子来得比较快。”他说。
许多年后，那个清晨的破夹袄和冷馒头构成了马文法童年记忆里最鲜艳的道具。“在柳树丛深处，母亲给冻得直哆嗦的我穿上夹袄，掰给我一块冷馒头。其他人都没有带吃的，一些孩子看我有馒头吃，都眼巴巴地看着我。”
10年前，马文法从老家来到郑州，给一个公司看门，后来又弄了辆三轮车拉活。天天在东三马路上穿梭，他不知道身后就是抗战期间的日本驻郑领事馆，“现在知道了，以后我从这儿过，都要呸一口。”老人愤愤地说。
“他们抢东西还抢女人”
回忆人:王保德出生时间:1933年
在德济路九号院，记者采访王保德老人时，下午1时的风卷起路上的沙尘，吹得人睁不开眼。
王保德老人是我们的采访对象中唯一一位不是1937年出生的，可他生在郑州，长在郑州，是郑州的“土著”，他的讲述深深打动了记者。王保德1933年出生，今年已经72岁了。老人回忆说，他的父亲是从禹州市逃荒来到郑州的，然后就扎下根来。王保德出生后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个剃头匠，父子俩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就将王保德过继给了一户姓王的人家。
王保德说，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人摆烟摊，他家住在现百货楼附近一带，经常能看到日本兵从马路上走过。“好家伙，都穿着大马靴，耀武扬威的，平时也没啥，见多了也就习惯了，不太害怕。但怕他们打人、踢人，用大马靴踢！”老人就曾目睹过一个日本兵走近与他家邻近的一个烟摊儿，拿了两包香烟就走，摊主下意识地去拦，马上被掴了一个响亮的嘴巴。“他们有时开着车在大街上走，还往车下撒饼干、糖块、烟，我们就跑过去捡，死鬼子就在车上哈哈大笑。”老人说，那时候只要一看鬼子的车来，跑得最快的就是大街上的大姑娘小媳妇，这些没有人性的禽兽，见了女性就“哇哇”地叫，谁跑得慢了就会被抬上车拉走。“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化妆啊，可不像现在的女孩子，她们是往脸上抹灰，抹脏东西，弄得越丑、越脏越安全，可就这有些人还是难逃厄运，日本兵那狗眼尖着哩。”
除了抢女人，日本兵更多的是抢东西，街上摊点的东西抬了就往车上扔，谁敢阻拦，面对的就是明晃晃的刺刀。“那家伙捅进去就是一个透心凉，谁敢上啊？”
让老人记忆最深的就是“跑飞机”，只要警报一响，王保德和他的家人、邻居就往西郊跑。“就是现在的碧沙岗那儿，附近都是荒地，有老坟堆，‘跑飞机’的时候谁也顾不了谁，都撒开脚丫子跑，带着馍，趴在土坑里等，啥时候警报解除了，啥时候才敢回家。”老人说，那时候“跑飞机”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鬼子留给我的伤疤还在”
回忆人:刘圈出生时间:1937年
“我出生那天就是中华民族屈辱的日子——1937年7月7日。后来，母亲病逝，我成了孤儿，就给日本人当童工，个中悲苦只有自己知道……”寻找国难当头出生的人并不难，在郑州市管城公安分局办证大厅内，微机上一查，成百上千的名字就出现了。而和他们联系和沟通却成了难题。昨天中午，记者几经周折，终于在郑州市管城区商城路九号院见到了年近七旬的刘大爷。
刘大爷的名字叫刘圈，家人希望能圈留住他的命，延续家中的香火。谈起往事，退休在家的刘大爷很悲伤。他记事不久，家乡就进来大批日本兵。刘圈亲眼看见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刘圈没有了妈妈，跟着父亲开始了流浪生涯。1941年，他跟着父亲从乡下流浪到了郑州，父亲在铁路边搭建了个窝棚，暂时算有个地方居住。但后来，父亲被日本人抓走再也没有回来。刘圈就在郑州靠拾破烂过着流浪的生活。1944年5月19日，逃难的刘圈还是落在日本鬼子的魔爪下。当天，他拾破烂到了车站，在当时的铁路局大门口，无意中发现一张招收少年工的大布告。要求条件是12到14岁，而那时他还不到10岁。
“我报名参加考试，考场上有100多个孩子，个个面黄肌瘦。”考上的孩子每人都填了一张表，按上手印，鬼子成立“杂工班”，喊刘圈他们叫“保役”。“保役”就是干杂活，扫车站、擦机车、挖基坑……一天10多个小时的活，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孩子们。吃饭是一个窝头，一块黑咸菜，还有就是极其难喝的大酱汤，住的房子里铺满了一团团烂草，发出熏人的霉气。
上班第一天害怕迟到，刘圈一路小跑，经过铁路局的日本兵营时，面目狰狞的日本兵端着枪朝他冲来，狠狠地踢了他一脚，那带钉的大皮鞋把刘圈屁股上的肉都踢翻上来，鲜血直流，刘圈当时疼得满头大汗。“这是我上工的第一天，鬼子给我留下的伤疤现在还在。”刘大爷沉浸在愤怒的回忆中。
抗日胜利越来越近了。火车常常停开，当时的机务段也挨了好几颗炸弹。但是日本鬼子也变得疯狂起来，车站加紧修防空洞。孩子们天还没亮就被逼迫着抬洋灰，向挖好的基坑里倒。这活实在太累了，百十斤的灰压在十来岁的孩子肩上，特别是走在那只有一尺多宽的跳板上，晃晃悠悠，下面是两丈多深、扎满钢筋的基坑，经常让瘦小的孩子们头昏眼花，两腿发抖。
1945年8月14日中午，日本兵开着专门抢粮食杀人的火车刚回到车站，轰的一声巨响，“铁匣子”被炸翻，很多日本兵被炸死。孩子们都去看热闹，刘圈看见了手拿驳壳枪的八路军。第二天，日本投降，刘圈结束了短暂的童工生涯。后来，刘圈过了一段流浪生活，直到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帮助下他才找到一份搬运工的工作，并且娶妻生子。如今，退休在家的他除养花遛鸟外，还学会了拉二胡，用琴声控诉日本侵略者曾给他和他的家庭造成的磨难。
记者感言
采访中，我们被这些充满血泪和仇恨的故事感染着，国耻家恨将在他们的脑海中铭记一生。因为时间所限，我们还有很多采访对象没能见面，但他们都是从那炮火连天的苦难中走来，亲历了那场血与火的磨难。他们是——霍秀琴(女)、袁治晓、董殿卿、杨联沐、陈国强、夏时正、赵实业、尹光田……
策划 省会新闻部 记者 刘昌武 乔伟辉 韩景玮 文 杜小伟 图
责任编辑：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