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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上周末，记者在省图书馆遇到了3位韩国专家学者，他们正在寻找当年韩国抗日组织在西安活动的资料。原来，西安当年不仅是中国抗日的大后方，而且是国际抗日组织的大后方。记者经过采访专家和有关人士，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到当年韩国抗日组织在西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相聚在西安
1939年底，西安来了20多名外国青年。他们于1940年元旦参加了“西京各界联合歌咏会”，这是他们首次公开亮相。他们是韩国在中国的抗日组织之一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的成员。
甲午战争后，朝鲜半岛被日本霸占，1910年又被日本彻底吞并。失去祖国的朝鲜（当时亦称韩国）人民奋起反抗，许多抗日组织退到中国境内。自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迅速侵入中国关内，一些朝鲜的抗日组织退居重庆。
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就是这些组织中的一个。他们不想在重庆享福，一心想为抗日做贡献，于是来到了紧临前线，被称为抗日后方“前线”的西安，住在二府街29号。
那时韩国的抗日党派韩国国民党在西安也派了特别代表。成立于1919年的韩国临时政府，1940年得到民国政府认可后，当年4月公开活动，在西安亦设有军事特派团，住在通济坊。当年9月在重庆成立、由中国资助的抗日队伍韩国光复军，11月将司令部也迁到西安，扎寨二府街4号。
一时间，西安不仅是中国抗日的大后方，也成为韩国抗日的大后方。韩国许多著名抗日人士在西安穿梭往来，许多韩国的抗日勇士将西安当作他们上前线的中转站，或从前线退下来的憩息地。
一位叫朴东云的韩国青年，是日本侵略军的翻译。一次，日寇抓了一名游击队队长，朴东云以放长线钓大鱼为借口，说服日宪兵队分队长放了游击队长。不久又有5名游击队员被俘，日寇已决定杀害他们。1940年1月4日晚，趁日宪兵队人员赴宴喝醉的机会，朴东云和游击队里应外合，解救了这5名队员，并带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密电码、秘密文件等。听说西安有韩国的抗日组织，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朴东云来到了西安。
为抗日募捐义演
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到西安后，首先组织医疗队参加西安的“扑灭沙眼运动”，到兴国中学等学校服务。
1940年4月，他们响应西安各界妇女开展的为抗战前方勇士征募夏衣运动，在韩国著名爱国音乐家、时任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艺术组组长的韩悠韩作曲并导演下，排练了歌剧《阿里郎》。其中《韩国一勇士》一剧，讲的是朴东云的故事，且由朴东云本人演出。该剧于当年5月20日起在南院门实验剧场公演，原计划公演一周，因受到各界好评，在观众强烈要求下，延长了3天。扣除各项花销，共募集到4000多元。当年6月，他们又进行了4天的劳军公演。
据1941年6月出版的《韩国青年》记载，1941年初，有关方面从敌占区抢救回100多名难童。为了给难童筹集生活费用，在陕西妇女慰劳会的邀请下，已经成为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决定再次上演《阿里郎》，但改称为《朝鲜的儿女》。为了尽早筹集到资金，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夜以继日地排练、布景、准备道具等，赶正月初十上演，连续公演了17天，解决了难童的生活费。
中韩联欢会
韩国抗日组织在西安受到各界热情欢迎。
1940年3月，驻西安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举行了第一期韩国青年培训班，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年4月，西安有关单位又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5月，中韩300多人在莲湖公园举行了中韩联欢会。
1941年2月1日，干四团举办第二期韩国青年培训班，当月15日晚，干四团为他们举行欢迎会。在大会上，中国学员说：“中韩两国不论是在地理、历史，还是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唇齿相依不可分的……诸君到西北来，经过敌占区，不知经历多少艰难困苦，这种精神值得佩服。”
韩国学员说：“自从韩国亡了之后，我们三千万同胞，无时无刻不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抗日，是为了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我们愿献身以赴！”“我们要拿中韩两大民族的热血、力量，去洗尽耻辱，夺回疆土！”
会场里响起了震天的口号：“欢迎反日先锋的韩国青年！”“中韩两民族独立万岁！”
训练班专门为韩青班配备了翻译，教师还不辞辛苦晚上为他们补课。韩国青年也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刻苦训练，进步很快。起初他们连立正、稍息等都不会，后来成了一支精神抖擞的队伍。
用抗日大义平息“村斗”
1941年7月5日，正在韩青班学习的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成员举行夜间急行军训练，来到终南山下的“泉子头”（音）村，碰到两个村的村民在斗殴。
原来那一阶段天旱，群众举行了15天的祈雨活动，刚好7月4日下了点雨，群众都很高兴。7月5日这天，附近“和理”（音）村的六七百村民敲锣打鼓，又吹又跳地出来举行活动。当他们从“泉子头”村庙前经过时，“泉子头”村村民正在庙前举行活动。“泉子头”村村民认为，“和理”村人没有按照规矩进本村庙里行礼，责骂了几句。性格火爆的“和理”村人便动了手，于是两村人扭打在一起。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队员担心出了人命，鸣枪阻止，把两村人分开。支队长罗月焕站到高处喊话：“我们是外国人。今天来到贵处，看大家这样争斗，实在非常痛心。你们想，日本鬼子正在侵略我们的时候，你们大家为什么不把这样的斗争精神去对付日本鬼子呢？”
听了罗月焕的话，村民们感到羞愧，很快和解。第5支队当天组织了有两村村民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
第二天，第5支队要走时，两村的群众一起来挽留，并表示要杀猪宴请他们。他们以军训计划不能延误为由谢绝，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了他们1公里多路，最后在韩国青年一再劝阻下才止步。
积极抗日 暗杀韩奸
韩国在被日本霸占后，数百万韩国人流亡到中国。号召敌占区的韩国人参加抗日，策反在日本侵略军中的韩国人，成为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和韩国光复军的主要任务。
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于1940年7月15日在西安创刊《韩国青年》，进行抗日宣传。该杂志为中文，共出4期。1942年队长罗月焕被人投入莲湖公园井里暗杀后停刊。此外，他们还到敌占区，向韩国人散发抗日传单。
韩国光复军司令部迁移到西安后，也于1941年2月1日创刊了杂志《光复》。孙蔚如为此刊题词：“我祝贵军努力杀贼，光复祖国。”
他们不仅利用刊物宣传，也亲自派人潜伏到敌后，直接进行动员。据陕西师大拜根兴教授介绍，韩国光复军的李海宁，又名李在贤，潜入敌后，经过动员，使60多名韩国人参加抗日，并将日军36师一名一级韩国翻译策反，送到了西安。
通过宣传，韩国光复军队伍得到扩大，从最初的600人左右，扩大到抗日胜利时的数千人。以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为基础改编的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1942年改编为第2支队，抗日胜利时，已由过去的二三十人，发展为100多人。
由于韩国人数量较少，难以形成大量的抗日部队，他们经常采取暗杀罪大恶极的日寇、韩奸和汉奸的形式进行抗日。
1941年6月10日出版的《韩国青年》第3期中的《大韩民族精神之一斑》一文中，就大力称赞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在上海炸死日军大将白川的尹奉吉等。文中写道，巴枯宁说：“暗杀是弱者最好的武器，是抵抗强权最有效的方式。”
许多在西安培训过的韩国光复军成员，到敌后从事暗杀活动。为了队员的安全，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十分隐秘，均不提姓名和地址。
在西安迎来抗日胜利
1942年后，光复军迁移到长安区杜曲一带，直到抗日胜利。
在罗月焕之后，韩国抗日名将、原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担任韩国光复军第2支队队长。1948年韩国新政府成立时，李范出任第一届国务总理。
据曾任韩国光复军第2支队副队长的金俊烨回忆，第2支队队部设在杜曲娘娘庙里，他是在杜曲结的婚，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离开杜曲，回到韩国。
另一位在西安迎来抗日胜利的著名人物是当时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1945年8月初，金九乘军用飞机从重庆来到西安，与美国商讨有关协议，并观看韩国光复军军事表演。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带领韩国的抗日队伍大战一场时，日本宣布投降了。那晚，他在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家里吃西瓜。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兴奋地雀跃欢呼。金九虽然也高兴，但内心有一种隐约的遗憾，因为他未能领导韩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痛杀日寇，同时也感觉自己为抗日战争做的贡献不够。
尽管金九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也在韩国人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抗战胜利后迟迟不能回国，1945年11月23日才以私人身份回国。归韩后，他一直主张与北朝鲜和平统一。然而1949年6月26日，金九这位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敬仰的爱国人士被人暗杀。
寺坡村的记忆
提起当年的韩国光复军，长安区杜曲镇寺坡村村民都知道。白生禄今年已经82岁了，他告诉记者，韩国光复军到杜曲后，部队住在寺坡村旁的关帝庙，即现在的杜曲粮站。
85岁的赵思才回忆道，当时韩国光复军在娘娘庙住的也有，即现在的杜曲中心小学校址。但只有关帝庙有发电机，晚上有灯。韩国光复军的家属住在寺坡、桃西堡等村群众家里。每逢杜曲有集，韩国光复军的家属就上街采购。那时当地群众很封建，妇女不赶会，也很少上街，所以韩国妇女十分引人注目。她们上街时，背着小孩，头顶包袱，有时甚至不用手扶包袱，还自由自在地和同伴说话。
81岁的赵生明说，韩国人才到寺坡时，生活很艰苦，军人穿得俭朴，家属经常到地里挖野菜。抗日胜利前后才好了，穿上崭新的服装，盖了新房，也有了车辆。
89岁的褚万森说，当时韩国光复军养了一条狼狗，每次上街买了肉，就将肉放到篮子里，然后挂到狼狗脖子上，狼狗就自己将肉送回关帝庙。后来狼狗死了，光复军战士为此难受得落泪，将狼狗埋在了附近。
64岁的王冰说，他小时候得“黑热病”，贴膏药弄破了腹部皮肤，很长时间不能愈合，后来是个韩国人给治好的。
韩国抗日教育的“基地”
韩国光复军第2支队副队长金俊烨回国后，长期在高丽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多次到中国访问，并回访他在西安的故居。
拜根兴教授告诉记者，他是1998年到韩国庆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假期回国探亲开始，就成了韩国专家了解韩国光复军在西安情况的向导，每年都有研究韩国光复军的韩国专家、学者来西安找他，有的韩国旅游团也来找他寻找光复军故居。今年已经来过两批专家，其中3月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李万烈一行。9月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还将来人。
赵生林说，自1994年以来，他接待了不知多少批韩国人。来人都要找他，通过他找村里的老人了解当年韩国光复军的情况。
杜曲粮站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年都有韩国人到粮站参观，有的还带领韩国学生，在粮站的场地里做操、跑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