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巍 王浩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17名曾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的美国空军老战士来到了重庆，其中有参与“驼峰”飞行的老飞行员，他们故地重游，寻找昔日的战友。“飞虎队”这个名字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6月9日至24日，本报记者奔赴重庆、芷江等地采访，探寻当年“飞虎队”的英姿。飞虎队
来华参战四年
击落敌机2600架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因插翅的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7月10日，美国尚未对日宣战，200多名勇敢的飞行队员来到中国参与抗日。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后来升任少将。除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截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飞虎队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10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驼峰航线
运送物资80万吨
1500飞行员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陆路、海路交通全被切断，而于1942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抗战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经过勘察试飞，当时的航线只能从印度的萨地亚、丁江等地至中国的昆明、宜宾、泸州、重庆。航线地处喜马拉雅山支脉，航线最长距离1012英里，最短距离510英里，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得名“驼峰航线”。飞行员们需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风，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雪季节，以及当时飞机性能及通讯、导航、气象保障条件的限制和日军飞机的截击、轰炸，空运的艰险程度可想而知！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从1942年5月到1945年8月的3年多时间里，“驼峰飞行”，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为打破日军封锁、为中国战场提供补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的代价则是1500多名中美飞行员献出生命，514架飞机坠毁在雪山莽林之中。因此它又被称为“死亡航线”。“驼峰航线”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艰险的空中战略运输线，也是二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的空中运输线。当时，在驼峰航线两侧80多公里的航路地区，散落着几百架飞机残骸，飞行员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人们称之为“铝谷”。美国王牌飞行员福克斯上校曾试飞过许多新型飞机，并开辟过多条新航线。但他在驾驶C-46飞机飞越“驼峰”时，却在恶劣的气候中撞到山峰上，不幸殉难。陈纳德与飞虎队———湖南芷江“陈纳德与飞虎队陈列馆”见闻
6月18日，记者赶到日本受降地湖南芷江，来到了位于芷江机场旁边的“陈纳德与飞虎队陈列馆”，感受陈纳德与“飞虎队”当年的风采。这里曾经是中美空军指挥塔的旧址，青砖砌就，共分三层，呈“丁”字形结构。当年这里曾是美国空军总司令飞虎将军陈纳德和他的队员———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重要的攻守基地。据工作人员讲，陈纳德将军就是在这里筹建的航空学校，并指挥过驻芷中美空军奇袭日军白螺机场，空中支援常德、衡阳中国守军和歼击敌机等战斗，尤其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战———“芷江保卫战”，陈纳德将军运筹帷幄，取得了辉煌战绩。
“飞虎”将军陈纳德
走进陈列馆的一楼，记者看到了一尊陈纳德将军的雕像，旁边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陈纳德将军创办航校、开辟驼峰、蓝天飞虎等情况。据工作人员介绍，克莱尔·李·陈纳德，美国空军中将。1937年，应宋美龄之邀来华担任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他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1941年8月，陈纳德的“飞虎队”成立，在抗日战争中创下赫赫战功。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7月25日陈纳德应聘中国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陈纳德于1945年8月8日离开中国，他共在中国生活了8年2个月零8天。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终年65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墓碑。
陈纳德与陈香梅
在一楼展厅的最里侧，有一个特殊的展厅，它记载了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女记者陈香梅女士的姻缘。从馆藏资料中记者得知：1945年陈香梅从岭南大学毕业进入中央通讯社工作，由于英文说得好，她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采访陈纳德将军。初次见面，陈香梅就被这位少将的风采深深吸引。1945年9月初，陈香梅被中央社派到上海分社采访，她与陈纳德有幸搭乘同一架飞机。到了上海，陈纳德将军便向陈香梅发动“爱情攻势”。陈香梅当时才20岁，而陈纳德将军已经50出头。1947年底，他们在上海举行婚礼，1950年定居美国。
飞虎扬名
在陈列馆的二楼，我们看到了陈纳德将军当年用过的收音机、放映机、照明器具及留声机等文物。通过狭长的外楼梯，记者登上指挥塔平台，平台上如今依旧高高地耸立着雷达塔顶。据工作人员介绍，陈纳德就是在这里指挥飞虎队作战的。1941年12月20日，空袭昆明的10架日机被一群画着狰狞鲨鱼头的战机打得落花流水，6架日机被击落，逃跑的4架飞机中有3架在途中坠毁。这场空战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初试锋芒，首战告捷，取得了0：9的辉煌战果。昆明市民盛赞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是插上翅膀的老虎，称其为“飞虎队”。此后，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均得到“飞虎队”的保护，日机不敢贸然再来捣乱。当年“飞虎队”与日本空军的力量为1：10，“飞虎队”的飞机也没有日机先进，但是“飞虎队”在陈纳德将军的领导下，浴血奋战，震惊世界。
抗日战争结束前，归陈纳德将军指挥的中美空军人数一度达到4万人。陈香梅的回忆录记载着，1945年7月6日，陈纳德将军卸任时，中国政府授予他最高荣誉，云南宣布将昆明市区通往巫家坝机场的路更名为“陈纳德路”。陈纳德在离开重庆时，民众都赶去机场送他，山城出现万人空巷的动人情景。中外媒体报道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没有一个外国人像陈纳德将军那样如此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重庆“史迪威博物馆”见闻
6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重庆李子坝嘉新路（原嘉新村）的史迪威博物馆。听馆员讲，这里曾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接待贵宾的重要场所。1942年3月，史迪威将军奉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命来华后，此处成为史迪威将军在重庆的官邸。为纪念史迪威将军二战时期对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91年在此成立了“史迪威旧居陈列馆”，2000年经全面整修，更名为“重庆史迪威博物馆”。
走进“史迪威博物馆”大门，记者径直来到了介绍史迪威将军生平和事迹的地下陈列室。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他在中国的历史照片200多幅，其中大部分历史照片还是首次展出。照片共分为史迪威与中国、征战缅甸、飞虎空军、驼峰飞行、美军驻延安视察团、友谊长存等六大块，记录了史迪威将军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并详实地记载了史迪威曾先后4次来华经过。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奉命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监督等要职。1942年，史迪威任“飞虎队”少将司令。1945年，史迪威主持修建了被誉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中印公路，被称为“史迪威公路”，在任期间协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主张平行援助国共军队，并因此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最后在1944年10月被美国政府电召回国。龙启明：国内最后的“飞虎”
一到重庆，记者就迫不及待地寻找中国国内唯一健在的飞虎队队员———龙启明。几经打听，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在重庆市大渡口区革新村的一幢老楼里，记者带着期盼带着好奇带着砰跳不已的心来到龙启明的家。西式风格的家具和龙启明那口流利的英语让记者很难与眼前这个83岁老人联系起来。他时而英语，时而重庆话，时而广东话，时而普通话的讲述，让记者深切感受到了这位老人独特的人生经历。
卖手表凑钱报名参加空军
龙启明生于香港，父亲龙朝杰是香港的“太平绅士”。1941年12月26日，香港沦陷，许多家庭都逃往国外，而父亲却动员龙启明和大哥报效国家。于是19岁的龙启明中断了大学学业，去了桂林，大哥去了重庆。1942年9月，他和两个同学考上了留美空军学员。“当空军打鬼子，这几乎是当时每个青年的梦想，不过报名费竟要400元，我卖掉手表才凑齐了这笔钱。”龙启明指着手腕对记者说。龙启明在美国学习期间，父母在往昆明逃难途中，不幸被日军炸死。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就是直接驾驶歼击机和日军面对面作战。龙启明将满腔悲愤都倾注到学习飞行中，“20小时的初级飞行训练计划，我只用了5个多小时；50个小时的中级飞行计划，我只飞了30小时就完成。我仅用了3个月就学会开飞机。”1944年，他加入了飞虎队，成为该队6名中国飞行员中的一员，也是飞虎队里最年轻的飞行员，当年他21岁。
飞越死亡之旅“驼峰航线”
1942年，中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龙启明被编入“驼峰”飞行的队伍。
“当时我们飞C447，爬高只有1万英尺，面对喜马拉雅山我们只能贴着最低的山口飞过去，航线起伏不平，气流变幻莫测，我们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骚扰，每天都会有一两架飞机掉下去。每个飞行员都知道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起飞前，在饭堂看到的战友，晚上很可能就不在了。前一天大家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第二天就阴阳两隔。也许是命运偏爱，我在飞行中多次死里逃生。”谈话间龙启明的目光一直凝视着窗外，在他的眼里，记者似乎看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险峻。
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所有的汽油都是我们从国外运进来的。飞过去的时候装远征军，回来主要就是装汽油。汽油在当时绝对是稀缺品，重庆和昆明的很多汽车，因为没有汽油，都是烧木炭的，车全部被木炭熏黑了。所以那时候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龙启明指着老照片说。“我驾驶的运输机总装油量是880加仑。因为汽油紧张，运输机的用油都是量入为出，有一次快到印度机场的时候，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轰炸，我只能驾着运输机在机场附近盘旋，眼看着油一点点耗光了！”就在这时，龙启明接到警报解除信号，赶紧飞回机场，可是一拉操纵杆，飞机没油了起不来。“为了保住飞机，我没有跳伞，冒险迫降。最后飞机从十几英尺的空中垂直落了下去。”当提及老人最危险的飞行经历时，他双眉紧锁，两腿前伸，双手摆出手握方向盘的样子。我们不禁也双拳紧握，手心冒汗。
龙启明在驼峰航线飞行了2100个小时后，成为“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直接俯冲，日本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那次我的飞机飞得低，可以听到敌人机枪发出‘啪啪啪啪’的射击声。回到基地后，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要是打中油箱，就完蛋了！”回忆起与Ｂ25轰炸机在一起的时刻，龙启明显得格外兴奋，不停地用手势做出飞机俯冲的动作。
英雄隐姓埋名数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当年9月，龙启明退伍到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奉命退到香港。当时他的月薪是3000美元，加上津贴月收入相当于50两黄金。如此丰厚的待遇，却阻拦不了他那颗爱国赤诚之心。他于1949年参与两航起义，毅然驾驶飞机回到新中国怀抱。1952年，龙启明转业到原101钢厂（即现在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从技术员、搬运工、英语老师，到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美英特务，被抄家关押……龙启明一直以淡定的人生态度走到今天。几十年来，龙启明将自己是飞虎队员的经历埋藏心底，他说，“经历过生死就什么都看淡了，我没有什么抱怨。几十年来，我一直沉默是因为我只做了一个爱国的中国军人应尽的本分。”
近几年，美国原“飞虎队”队员多次来中国寻找“飞虎队”的飞机残骸、战友遗骨以及健在的战友，才将龙启明的身份揭开。他说，其实他不想旧事重提，30年工厂生活已让他忘却了那些战争创伤，他和普通退休者一样，喜欢上午到茶园闲聊，下午回家看电视。今年，84岁的飞虎队员、美国人爱德华·康姆迪亚率领部分飞虎队队员及其家属来到重庆与龙启明会面。两位老兵深情地拥抱在一起，感慨岁月峥嵘。而战友离去后，龙启明依旧恢复他那淡定的神态，正如他所说的“往事留存于心，只求平淡生活”。
布满弹孔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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