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万里归国执教燕京大学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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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正要启程回国的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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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重赴美国的巫宁坤在自己曾经就读的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发表演讲。
图片由巫宁坤提供
■人物
巫宁坤
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同年返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
■记者手记
在国内，现在知道巫宁坤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会太多。但是在学术界和翻译界，他被视为和卞之琳、钱钟书、袁可嘉、穆旦、王佐良等人同级的学者和翻译家。巫宁坤并不是燕京的学生，1951年，他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忽然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电请其回国任教。
于是，巫宁坤开始与燕京结缘。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巫宁坤离开燕园，来到南开，当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
28年之后的1979年，巫宁坤在北京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同学李政道，在他的自传中，巫宁坤这样描述那个场面：“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
他问到我的处境……我只能简要作答，因为我怕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
放弃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托·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我从来没怀疑过要不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祖国服务，不过，当时觉得自己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覆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我收到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政务院。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正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我只得推迟启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伯顿夫妇和芝加哥大学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短暂的快乐：结交赵萝蕤、吴兴华
8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阴，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做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
后来，我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
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惹出麻烦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就怎么说。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听报告，然后，开始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2月，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之后的批判对象是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
凡此种种，都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我任课的班上三名女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我没料到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回国后犯过什么错误，但眼看着一个个前辈的榜样，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二年级一个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骂我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接着他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一看，原来是一本破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
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交上去没几天，历史系翦伯赞教授就约我到他府上谈话。
院系调整，“外放”南开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
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像她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口述：巫宁坤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