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战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对于日本的现、当代作家，战争并不仅仅意味着二战，因为二战全面爆发前，侵华战争已使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因而，考察日本现、当代作家的战争意识，大致应包括两个战场（中国、太平洋）或两个对象（中国、英美）。作家的战争认识或作家的战争文学记述，亦可粗略划分为3个时期：战前战时、战后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
战前、战时的文化管制，使一些作家写出了赞美侵略的违心之作
二战前后，日本法西斯当局通过种种方式，对文学家实行了强权式的压制和利用，一时间，协助战争的御用文学甚嚣尘上。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和《花儿与士兵》即被奉为“报国文学”的样板。当局随之派遣大批作家、文化人，作为笔杆子部队赴中国战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民族主义意识造成的糊涂观念中，许多著名的日本现代作家也写出了赞美侵略战争的低劣作品，如林芙美子的《北岸部队》和德永直的《先遣队》等。
不过，大多数日本作家还是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应对方式。川端康成更是对火野苇平的小说嗤之以鼻，声称那根本不是文学。战时，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文学”惟有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小说素材取自石川的亲身经历。作为笔杆子部队的一员，石川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在良知的驱动下写出了这部客观描写日军暴行和厌战情绪的作品。军事当局却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判处石川囚禁4个月、缓期3年执行的刑罚。遗憾的是，连石川这样具有进步意识的作家，最后也顺应时势地写出了违心之作《武汉作战》。
总之，许多日本作家在战争时期确实或多或少地协助过侵略战争，那些作品却无法真正反映日本作家的战争认识，大多数作家内心是厌弃战争的，战后亦有深深的愧疚与自责。同时，那种状况下写出的作品千篇一律，缺乏文学性，没有认真阅读的必要。
战后“反战文学”中有关侵华战争的记述不多
值得关注的“战争文学”作品集中出现于战后，最重要的是“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反思战争对于人性、人类的摧残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恒久主题。该派作家的战争题材代表作，有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大冈升平的《俘虏记》、福永武彦的《塔》、安部公房的《终道标》、岛尾敏雄的《独行者》和三岛由纪夫《重病患者的凶器》等。不过这些作品中着重描写的战争对象，不是受侵害最深重的中国，而是英国和美国。
究其原因，这或许与日本民众，包括日本作家某种潜在的文化意识相关。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英国和美国才是日本必须正视、模仿和超越的对象。中国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在多数日本人的文化意识中，日本是败在英国、美国，而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手下。
在涉及侵华战争的少数作品中，尤值一提的是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小说描写了一个战后拒绝回国、希望留在上海的日本青年二郎。二郎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他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保持“自我审判”（赎罪）的环境，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回日本便无人知晓他的杀人经历，他也不会被看作是罪人。武田泰淳因此被称作是“一位不断强化受审意识的作家”。
同样，女作家野上弥生子也在小说《狐》中写道：“相信总有一天，日本要用同样多的鲜血偿还欠下中国的血债。”这样的作品体现了日本进步作家的负罪意识。野上还在其历时20年完成的长篇巨作《迷路》（1936至1956）中，描述了贫农出身的记者木津正雄奔赴中国延安的反战历程，以及另一主人公菅野省三被征召赴中国战场后的赎罪行为。
应当说，战后多数日本作家的战争记述与反思正面而深刻，但也有一些右翼作家的反动言论不可忽视。如“转向作家”林房雄在1963年连载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文中公然鼓吹，“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看似侵略实则解放（亚洲）”。
当代文学的“集体失忆”
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进入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的时期。年轻一代作家的战争体验相对淡薄，许多作家不再关注战争，而将文学的目光转移到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之中。对于这种现象，大江健三郎称之为“我们新一代文学家须在可怕的孤独中进行暧昧的战斗”。众所周知，大江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进步作家之一，反对战争一直是大江文学的特定主题。
当代作家的战争文学创作中，女作家三枝和子的《宇曾利山考》（1995）具有代表性。这是一部回想日本败战的小说，作者称之为战后50年的“镇魂”小说。作品涉及了形形色色的死于非命：海上白白送死的特攻队员、菲律宾山中被遗弃的伤员、冲绳岛上不断溃退的士兵、美军机枪扫射致死的少年以及“败战”之后以卖春为生的屈辱女性。不过，这部小说缺乏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感，同时，它在题材、主题与表现上，并无多少新意可言，小说中的某些特征，在日本“战后文学”中早有所表现———小说中的战争被害者永远是作为实际加害者的日本士兵本身。深究起来，这种现象不仅与作家的政治态度相关，而且与日本文化的“岛国根性”或日本现代文学“私小说”式的写实传统有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在面向未来的意义上，日本当代作家的战争认识与反省更加重要。评论家小森阳一在论及村上春树近作《海边的卡夫卡》时指出，作品的解读其实无法脱离日本社会的现实语境，它包含了特定的隐喻。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是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时期，此时日本国内的民众和文化界沉浸在一种如何面对20世纪战争历史的迷惑中。于是，村上近作的寓意便是：或许是我杀了人，我却没有记忆（失忆），由此获得虚幻的精神慰藉。简而言之，村上作品中至关重要的关联性人物中田是一位战争中失去记忆的人，是他在“失忆”的状态下杀了卡夫卡的画家父亲。相反，离家出走的卡夫卡没有杀人，却在梦境醒转时发现衣服上沾有血迹并获知父亲被杀。
说得直白些，类似于村上近作的当代日本文学，在战争意识上处于一种“集体失忆”的状况，而且为当今日本社会趋向右倾的现实状况提供了一种逃避的方式或迎合大众的“媚俗”途径。
右翼作家的负面影响
当代右翼作家、学者对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尤其是现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作为作家，石原的小说未曾直接涉及战争，却潜在地关联于某种迎合右翼倾向的战争意识。石原小说在日本的战后文学中产生过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1955年，其小说代表作《太阳的季节》在激烈的争议中获得“芥川文学奖”，有人评价这部作品令日本“战后文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作品揭示了时代的关键性问题———“龙哉被英子深深地迷住了，就像他被拳击迷住了一样，那种带有惊讶的快感与拳击时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而那般瞬间，却惟有拳击场上被人击倒而被迫抵抗的人才能感受”。石原又在《处刑的屋子》中写道：“这个社会宛如一间小屋，叫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在这里拥挤不堪。我想使出浑身气力去撞倒它，却又不知该撞倒什么，不知它确切的位置。”显然，石原小说的描写对象是“无目标社会”的青年或失去目标的“单纯热情”。石原小说一度走红，受到青年一代读者的热烈追捧。
但小说中道德观念的缺失令人担忧。石原总在寻找一种反抗的对象，且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找到了这种对象（美国或中国），并将之表现为同样的压力或“被迫的抵抗”。重要的是，依据其种种文学记述与现实表现，读者似乎不难推出一个必然的疑问———在石原这样的作家、政客眼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是否同样起因于外在的压力或被迫的抵抗？有了这般“充足理由”，还需反省日本的战争责任么？
《环球时报》 (2005年08月12日 第二十二版) 作者：魏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