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仲礼
曾国藩早年是不信风水的，他曾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说的话（《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钟叔河编《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84—85页。以下引文只注明卷别和页码）。曾国藩不信风水是有家族传统的，至少他的曾祖父曾玉屏（字星冈）就不信这套迷信的东西，“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父亲来书，上卷，94）。曾国藩年轻在家、尚未走上仕途前想必常听祖父谈起过对风水的态度，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卷，412）受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国藩不信风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十八日，祖母去世，曾国藩面临长辈的“阴宅”问题。他对祖母的坟地选址不甚满意，给祖父写了一封信，希望改葬：“孙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士大夫之末，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与祖父书，上卷，68）次日，他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可是，祖父不同意改葬。大概与此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等也希望改葬，所以他反过来又写信劝他们尊重祖父的意见，不要太固执：“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与澄沅季书，中卷，57）曾国藩认为，“地理”（风水）应服从“天理”（孝道）。我们看到，曾国藩在考虑“阴宅”的时候，重点不在于风水，而在于排场。由于他此时已跻身翰林院，他希望祖母的坟地“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立诰封牌坊和神道碑，以光宗耀祖。
但是，时过境迁，人的思想难免发生变化。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二是困扰他自己多时的癣疾好了，而最重要的则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于是，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口气大变，说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澄沅季书，中卷，61—62）半年前，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不气派，希望改葬；现在，自己升官了，觉得是因为祖母的坟地风水好，若再改葬，则既不祥且大不孝。两年后，曾国藩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中卷，84—85）在曾国藩看来，“福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颇为热心，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
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丁忧在籍，为长辈寻求理想“阴宅”的念头一直在心中萦绕。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请过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地师”相地。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与沅弟书，中卷，246。“五患之免”，据程颐《伊川文集》卷六《葬说》云，祖先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与风水之说显然不是一回事。）以至于起复后，他仍无可奈何却又心有不甘地感叹道：“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咸丰八年八月初十日河口营中与澄沅季书，中卷，261）
咸丰八年（1858）十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安徽庐州三河与太平天军交战中阵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悲恸填膺，减食数日”（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101）。曾国华虽然过继给叔父，两人终究还是同胞兄弟，感情并不因此而稍减，曾国藩闻听凶讯时的悲愤心情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具无头的尸体，只能权当是曾国华的。经过这次心灵上的刺激，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此前丁忧期间，虽然一直希望为祖父母、父母另择吉城，而且请了许多风水先生，跑了不少地方，但那时的心态并不急切，没有找到理想的地点之前，不轻易改葬，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运亨通毕竟多少与祖母坟地风水还有些联系。这次则有所不同，他开始怀疑曾国华阵亡可能与父母坟地的风水有关，因而强调要尽快改葬二亲：“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建昌营中与诸弟书，中卷，282）不仅如此，他还对当年没有仔细为父亲寻求理想“阴宅”而懊悔：“自温弟遭难后，余常以（咸丰）七年择地不慎为悔，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咸丰九年二月廿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9）
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经过这次变故，他回顾了家族30多年来的历史，“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1852）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1854）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1856）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1858）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诸弟书，中卷，287）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此时的他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2）“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5）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批评。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字澄侯）迷信活动后，写信回去，语气颇为严厉地批评了他：“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卷，412）曾国藩对风水已经转而持批评态度了。
到此时，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经历了由不信到热心再到批评的转变：早年他不信风水；1847年，他官升几级，便开始相信并热心于风水；1858年曾国华阵亡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史，开始批评风水之类的迷信。总体而言，他对风水可以说是信而不迷。曾国藩之后，朝中许多大臣在反对“洋人”修建铁路、铺设电线、开办电报业务的提议时，将破坏风水、断绝地脉作为重要理由。比起他们来，曾国藩在风水的问题上要理性得多。至于近年来，有些人又把风水奉为科学，说“风水文化”历久弥新，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等等，则更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