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
今天绝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人，都会说一口上海方言。人们也许以为上海方言就是上海本地的方言，其实并非如此。上海郊县地区的方言和上海方言就不一样，即使被称之为本地人的浦东人，他们的方言也和上海方言有很大差别。严格地讲，上海方言是1981年前长期稳定的市区(不包括闵行、吴淞区)地域内居住的人们所使用的一种吴方言。
语言学家用音素分析法剖析现今上海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发现它们源自于旧松江音韵系统(指现松江地区七十余岁以上老人的发音)。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至1522年)已有上海一带形成了不同于邻县方言的上海话的记载，然而当时上海仅是个县，隶属松江府下，而松江府是在元代由嘉兴府属下的华亭县升级更名而来。古代中国方言的分布和行政区域的隶属关系密切，府治所在地一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时尚的中心，府下所辖各地的方言都以中心为准，向中心靠拢。因此当时已形成的上海方言，仍近似松江话，而松江话又类似嘉兴话，因此上海方言的较早源头应是嘉兴话，当然不论松江话、嘉兴话还是苏州话，都属于吴方言苏沪嘉片，上海方言是吴方言苏沪嘉片内的一种。
上海方言形成和移民有极密切关系。各地移民方言中的部分发音、词语融入上海话。因移民中宁波人、苏州人数量较多，所以宁波话，苏州话影响最大。宁波话和苏州话中都无缩气音，上海话的缩气音已被宁波话、苏州话发音中相同的[P]、[t]代替了，最明显的是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上海话当初用“伲”或“我伲”，现普遍用宁波话“阿拉”，而今松江一带仍用“伲”。上海话的“跌跟头”、“淴浴”、“勿情愿”等都来自苏州话。又如问句，已用苏州话句式“阿是……”来代替早先上海话的“是……”。
上海开埠后，欧风美雨渐来，上海方言发展中吸纳了不少外来语，主要是英、日语。如“拿摩温”、“白脱”、“司的克”、“水门汀”等很多名词直接借助英语发音作上海方言词语，“味之素”、“榻榻米”则借自日语，“克辣”借自俄语。有一种是在原词发音基础上增添汉语语素，如“道林纸”是英语“dauling”加上“纸”合成；“冰淇淋”是汉字“冰”加英语“Cream”合成，还有些音义双关词，如“乌托邦”、“维他命”、“引擎”、“幽默”等，本体按原词译音，用词又具汉语涵义，一看就明其意，可说是一种翻译的“信、达、雅”。
上海方言中有“洋泾浜”一词，它泛指一种学得差劲的语言。旧上海有洋泾浜英语，它起源于洋泾浜(位于开埠初期英国强辟的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相当今延安东路外滩附近)一带，那里多设英商的洋行和商店，早期上海人为与洋商、水手交往，只能用上海方言口音学说英语，形成一种英语和上海方言夹杂的混合语，其特点是不管英语的数、格、人称和时态变化，用上海方言发英语词汇原音，有时借汉语语法拼掇简单的英文句子，如英文“让我看看”，说成“来脱米西西”，“银元(dol-lars)”说成“达拉斯”，“所有”、“全部”(allsome)叫“何洛山姆”，那么一句“全部银元给你”的英语，就变成“何洛山姆达拉斯给夫油”。下面是至今只有极少数高龄老人尚记得的洋泾浜顺口溜：来是“康姆”去是“够”，是叫“也司”勿叫“喏”；歇一口气“水到婆”，“派司派司”请侬过；洋行买办“康摆渡”，“雪堂雪堂”请侬坐；“翘梯翘梯”请吃茶，“麦克麦克”钞票多；自家兄弟“不让坐”，爷要“发财”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漏”(father－in－law)，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andso)。
上海方言对普通话有很大贡献，很多外来语首先进入上海方言再通过文字传播各地，比如沙发、卡其(布)、巧克力、开司米等音译外来语，不但上海最早用，传播后已为全国接受。有许多来自日语，用日本常用汉字组成的词汇如“思想”、“科学”、“主义”、“干部”、“社会”等，是十九世纪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归国后来到上海或译书或日常运用而开始引入的，今天这些词语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重要词语。另方面“五四”以后，上海繁荣的文学创作把不少上海方言词语带进作品，进而汇入普通话，如“尴尬”形容处境困难，普通话中原无这一涵义的词语；“象煞有介事”是典型的上海方言，简化成“煞有介事”进入普通话。不少上海人去台湾，现在台湾普通话中已吸收了“自说自话”、“小鬼头”等上海方言。
上海方言还在不断发展中，一方面表现昔日现象和旧事物的词语不断弃用，另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产生新词语，如“下只角”、“议价”、“硬档”、“香蕉椅”、“T恤衫”、“外烟”、“克立架”等，已差不多为人所共知。随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上海方言的新趋向是用几个简短的字，表示一种原需用几句话才能说清的事，如“烧香”、“卖闷包”、“通路子”、“马大嫂”、“地方粮票”、“敲奖金”、“斩一刀”等，使上海方言更生动、丰富了。当然，许多新词语最终能否被上海方言吸收，要看其雅俗共赏的程度和经受时间的检验。
选自《上海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