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钧
60多年前，在日寇占领的香港，有一份民营报纸叫《星岛日报》，因为其副刊《星座》办得虎虎有生气，敢于反映民意、宣传抗日，使该报深受港岛和海内外读者欢迎，发行量大增。自然该报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眼中钉，于是“严加惩处”，副刊主笔更被投进监狱惨遭迫害。这位副刊掌门人便是被誉为“抗日星座”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重温戴望舒主持《星座》副刊积极宣传抗日、与敌人周旋的峥嵘岁月及狱中威武不屈、抗日到底的民族气节，有着不同凡响的教育意义。
戴望舒1905年生于浙江杭县，青年时代即开始新诗创作。其作品十分讲究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锤炼，追求朦胧隽永的灵动意象，乃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代表，更以一首《雨巷》享誉诗坛，被称为“雨巷诗人”。其早期作品多抒发个人情怀和生活遭遇，情调较为低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改变了诗人的命运，使他走上一条为祖国而歌唱的战斗里程。
“8.13”日寇悍然侵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纷纷逃离虎穴，戴望舒与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辗转千里抵达香港。此时著名实业家胡文虎先生正筹办《星岛日报》，急需副刊编辑，朋友介绍戴望舒前去面谈。胡文虎父子对戴望舒慕名已久，由他来主持报纸副刊可谓最佳人选。双方一拍即合，戴望舒便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他为副刊起了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他在创刊词中说：“‘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目下痛快些。‘星座’将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试想，没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何来如此姿态鲜明的发言？这一点，戴望舒与另一位也是浙江籍的“大文人”周作人正好形成天壤之别！
戴望舒主持报纸副刊自然很有感召力，海内外进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萧军、萧红、楼适夷等人都成了《星座》专栏作家或撰稿人。戴望舒利用手中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戴望舒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常常忙得通宵达旦不亦乐乎。由于《星座》办得好，《星岛日报》自然声誉日隆、订户大增，很快跃为香港主流媒体。由此也足见办好一张副刊对于提升整个报纸品位的重要意义。
随着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关系，对宣传抗日的媒体“防范”日紧，《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就尽量在版面上回避敏感的文字，搞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开天窗”以沉默抗议，有时更在文后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这分明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专制的无声的抗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侵占香港及南洋诸岛。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对抗皇军”被捕入狱，《星座》也被迫停刊。在狱中，这位昔日“雨巷诗人”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意志坚定宁死不屈，更写出《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战斗诗篇，表达出一位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抒发了对苦难祖国的一片深情，表达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由衷向往，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摸祖国“广大的土地”，手指沾满“血和灰”，发现遥远的地方却有“完整的一角”，那里充满“温暖和明朗”、“是太阳，是春”，他要用“残损的手掌”去开拓“永恒的中国”！全诗数十行一气呵成，倾注了一个敌军“阶下囚”爱国思乡和抗战到底的坚贞信念。笔者以为，如果《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那么《我用残损的手掌》堪称戴望舒诗歌的“星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