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武汉，中日双方开始了一场抗日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会战。武汉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40万左右，自东向西进攻武汉。中国方面参加会战有130个师，共一百余万人。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进犯安庆始，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共进行四个半月时间。虽然武汉最终失守，但“武汉会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会战中，中国军队歼灭日军十多万人，同时大量消耗了日本财力，争取到时间把工业迁入西南和西北地区，为相持阶段作了重要的物资准备。自此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没有能力调动40多万大军作战略进攻性的大会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汉会战”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
从世界局势上看，“武汉会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既打破了日本“北进”侵略苏联的计划，也推迟了日本“南进”的计划，为美国准备太平洋战争争取了时间。“武汉会战”为什么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原因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最团结的时期。全中国同仇敌忾，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投入到抗日的伟大洪流中。用郭沫若的话来说，那就是“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也带动全国沸腾起来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
怒结同心共御外侮
南京失守，大部分国家机关移至武汉办公，武汉会战时期，武汉已经是中国事实上的首都。在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大武汉，则用自己的大气魄、大坚忍、大团结，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使命。
国共大员会商武汉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全线进攻面前，国共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层面进行了良好合作。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委任了陈诚这位主战最力的将军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据陈诚的随从秘书郭大风的回忆录《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记载，陈诚曾说，“蒋委员长如果不抗日，我可以领导大家打倒他。”
早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陈诚还只是一个炮兵队长。作为“下辈”，陈诚登门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在国民党主战派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其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特地把周恩来与叶剑英请到家里，请教作战方针。白崇禧随后提出的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
踊跃献金支持前线
1938年7月7日至9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抗日献金运动”在武汉三镇进行。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影戏院门首、中山路水塔旁，人潮踊跃，上至党政军要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陈诚等），下至市井民众，包括家庭主妇、小贩、车夫，甚至孩子们，纷纷前往，络绎不绝。
在汉口中山路水塔献金点，第8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女士刚说完开幕词，拿着各式各样的法币、银币、金戒、铜辅币的群众就往台上涌。一位叫黄泽盛的大汉，拖着38把大刀，汗流满面地挤上台去，嚷道：“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这儿送上几把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孙中山铜像前，有一位断腿的乞丐，腋里夹着一卷破残的芦席，爬上台，将5分钱投到箱中，脸色沉毅而坚决。他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却留下了一段掷地铿锵的话，“我是残疾乞丐，这一生是不能为国家到火线上打仗了，我宁愿死也不做亡国奴。”
各界民众献金踊跃，“多数民众尚抱向隅之憾，纷纷向各献金台致函”，献金活动延期两日，各界献金达百万之多。
万民高歌同仇敌忾
为鼓励前方将士再接再厉，也为振奋后方民众同仇敌忾，坚强国人抗战之意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出任厅长）举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8月9日，武汉三镇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歌咏大游行。抗战业余歌咏团团长黄民伟（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说：在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指挥下，游行群众齐声高唱由郑律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作者）作曲、沙旅·尔东作词的《保卫大武汉》，激昂的歌声响彻在武汉三镇的天空：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汉口蚁社、汉阳兵工厂抗日工作团、僧众救护队、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各种抗日团体也雨后春笋般成立了。纷纷上书前线：“我们都已组织就绪，马上就到前方来服务，相信你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精神格外振奋了吧！那也就是日本小鬼子的死绝日子快到了！”
作者：马冀曾珍郑洁杨磊图片：万学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