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 陈晶晶 杨莉
一杯红茶、一个壁炉、一栋洋房、一个侨归东山少爷的典型生活。
一盆兰花、一笼画眉、一手好厨艺、一个地道西关小姐的精致态度。
梅国庭和张燕琼，这对走过了40年风雨的夫妻，一直守着松岗东的小洋房，继续着东山少爷和西关小姐的旧时美梦。
小洋楼曾被日寇占为军营
走进东山区松岗东这条小巷，能保持原貌的红砖小洋房已经所剩无几了，有的长年失修，外墙松蚀，长满青苔；有的则被改建成张扬的玻璃外墙，不复原貌。
梅宅还在，只不过这座小洋楼先后从达官贵人的香居变成了日寇的军营，从单门独户的三层洋房变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落脚之地。园子里的香椿树也还在，梅先生说，这还是从前一楼的房客种的，现在已经长得比三层的房子还高了。
绕上回旋的红木楼梯，就可以来到梅先生的家。两个西式拱门把饭厅、客厅和阳台分隔开来。虽然饭厅的壁炉早已改成了神台，楼顶的烟囱也早已堵住，旧时的家具已经不知去处，但整个房子还散发着一种复古的西洋味道。
军床木料做成门板
令人意外的是，梅先生家里的地板砖依然光亮如新，难以想象它曾和这栋房子一起经历了70年的动荡风雨。“这座房子是爷爷在非洲赚了钱回来盖的。我在战乱中出生，困难时期成长，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东山少爷。”摸着身边的小洋狗，梅先生淡淡地说。
梅先生1938年出生，童年在香港度过，1945年回到东山老家。钢琴、浴缸、油画、古董……家里的财产在日军进城后早已不知所终，剩下的只是一堆木料极好的军床。梅先生的家人当时用这些木料重新装上了门板，重新开始他们在东山的生活。
解放后困难时期，虽然住在洋房里，但梅先生一家也不是三餐能吃上饭的。不过，无论在什么年代，梅家依然保留着西式的生活方式，就算吃番薯饭也是用碟子和勺子吃的。这种西式生活一直延续着，直到一位西关小姐进入了这个家庭。
智勇娶回西关小姐
那是在1964年的大年三十，在中山二院的春节舞会上，梅先生见到了张燕琼———一位出自豪门的西关小姐。
张燕琼的家族经营纸业，在上九东曾拥有五家纸店。当时张家还买下了一栋三层的西关大屋，一直保留至今。张燕琼的父亲是当时典型的“西关大少”，一日三茶两饭，整天捧着鸟笼和蟋蟀罐，不问世事；家里事无大小，都由母亲决定。母亲不但持家有道，还喜欢种花、养鸟，还有一手好厨艺。蒸萝卜糕、炸油角等等传统的粤式美食，张燕琼都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真传。
这位样貌出众又贤惠得体的西关小姐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吸引了梅先生和他的一位医生租客的注意力。梅先生邀请张小姐舞了一曲又一曲，为抢得先机，还在大年初六就抢先一步造访张家。
张小姐虽然芳心早已暗许，但还是按风俗征求了父母的意见。接着，张家父母坐着的人力三轮车，从西关拉到东山，又从东山拉回西关。两老相完了两个小伙子，相完了这栋小洋房，最终还是选定了更加斯文老实的梅先生。
豪门之后的清淡生活
婚后，张燕琼给这幢西式小洋楼带来了西关的生活方式，种花、养画眉、设神台、粤式美食……
梅先生和梅太太虽然都出自豪门，但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家产不是散落，就是被收归公有了，满屋子的古董字画也在文革中化为灰烬。梅氏夫妇都是高等教育出身，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在解放初期，每一天清早，他们都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遥远的工作单位上班。在那个“人人36”的年代，梅氏夫妇拿着51块的工资，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洋房里的生活。但这已是最幸运的了———夫妇二人都有一大堆亲戚在外国，在文革期间居然没有受到正面的冲击，实属万幸。
“没有东山，华侨就寻不着根了”
对于并区，梅先生夫妇都感到有点可惜、有点失落。梅先生说，东山的特点就是华侨多，海外关系多。二战之后，很多华侨还曾计划“重建东山”，集资重建家园，只可惜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梅先生说，虽然东山没有真正重建，但不少华侨还是会回来寻根。梅先生还记得，二楼的一个租客，当年还是坐在大人腿上的一个小孩，后来去了多伦多，结婚后还特意回来和这幢小洋楼拍照。梅先生有点遗憾地说：“现在没有了东山，他们回来就寻不着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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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颖／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