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甫（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隋代以前，见于文献记载的倭国遣使大多都与请求或接受册封有关，表现出明显的对地区政治积极介入的态势。
随着其国际地位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愈加妄自尊大，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第二次遣隋使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就是这种态度的明白表示。
直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的这种政治色彩和傲慢态度都没有改变。
701年，在中断邦交32年以后，日本派出了第六次遣唐使。这次遣使突出显示了日本通交目的由政治向文化的转向，从此，诚心诚意学习中国文化成了以后历次遣唐使来华活动的主要目的。这就是我们在《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上读到的情况：“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
希望日本方面能借此反思遣唐使，进而反思日中邦交的经验教训，这对今天两国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是很有教益的。
王建新（中国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
2004年4月，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了一方唐代墓志。在征集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是，这方墓志出自西安市东郊某建筑工地。西北大学考古学系的几位学者对这方墓志进行了观察，从墓志的形式、铭文的内容和字体、保存状况等方面，确认了这方墓志的真实性。在墓志边缘部分，有被建筑工程机械挖掘碰撞所留下的痕迹，并造成了墓志铭文部分残缺，表明这方墓志应该是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被机械挖掘出土的。墓志铭文内容中有“国号日本”等字，表明死者是日本人，这在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是首次发现。同时，墓志铭文对死者的身份、年龄和死亡、埋葬时间都有记述，表明死者与当时的日本遣唐使有关。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这方墓志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收藏。西北大学校方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最终决定出资征集收藏这方墓志。
张云方（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西安发现的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碑，通高40厘米，方形，青灰色花岗岩质地。可叹，碑座逸失。碑体和碑冠均阴刻有字。碑冠为篆文：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12字；碑体系楷书：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碑文171字，9字疑出土时为铲车所坏，呈残缺状。
碑文言简意赅，大意是：日本人井真成，有旷世之才，所以能受命出使异邦，活跃于中国。他学儒家之道，习治世风范，正襟叩朝，气度无与伦比。岂料潜心上学，闻道未终，时光荏苒，如驷之过隙，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初六，卒于官第，英年36岁。玄宗皇帝恸伤，按礼数颁诏彰显，加封尚衣奉御，丧事官家打理。以礼，当年二月初四，葬于万年县浐水东岗。呜呼，丧车前导，灵幡举哀，啊，永别了！暮日远郊，棺椁苍凉。辞曰：数乃天常，哀播远方。骸骨虽葬于异国，魂魄终归于故乡。
马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方墓志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记述墓主日本遣唐使成员井真成天资聪慧，循蹈礼乐，因而得受日本朝廷之命出使大唐；然而“闻道未终”，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天平六年）一月某日突然去世。另一部分记述唐朝廷对他的安葬礼遇，获玄宗赠官尚衣奉御。
井真成墓志发现以来，中日双方分别从金石学、历史学、书法学、文学等多重视角，对墓志进行释读，围绕井真成这一名字的来源、家族渊源、所属遣唐使团出发的时间、在唐身份与经历、埋葬地点、志石上留下空白的原因，以及墓志的价值等问题，作了翔实的讨论。中国方面学者的见解主要集中在：
对墓志文的释读、关于入唐时间、关于赠官、关于井真成的名字。
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关于井真成本人的资料，只有墓志上记载的内容，但是，关于井真成在世时的8世纪前半叶的长安城，却留有大量资料。这个时期是长安300多年历史中留有最丰富的资料的时期。利用这些资料足以详细地复原城内的情景。因此，现在我想以开元年间（713—741）为中心，尽量具体地复原一下井真成在世时的长安城内外的情景。同时，还想概括地叙述一下浓缩在长安城历史中的8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大陆与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和经济的动向。
井真成在世时的8世纪前半叶的长安城，是进行新的政治改革的主要舞台，到处洋溢着空前未有的生气。作为来自遥远的东海岛国日本的一位使者，井真成抵达长安后最初感觉到的恐怕是这座成为平城京的样板的长安城的建筑规模之大、市面之繁荣以及它那创造出日本见不到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的能量，还有那宿舍中流动的含黄土高原黄沙的干燥空气以及城内街道上飘浮的那种大陆泥土气息吧。
石见清裕（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
墓志边长大约40厘米，字数非常少，而且左侧有4行空白。从空白部分划有格线来考虑，本墓志不是在
墓志文刻制好以后划上的格线，只能认为原来就有事先刻好格线的墓志石，但直到最后也没能在这些空格里填上文字。我认为，墓志的制作者是负责官撰墓志的秘书部著作局。因此备有各种尺寸的划有格线的墓志石和墓志盖石，要制作墓志就可以从这些储备的石块中选出适合的石块加以刻制。因此墓志盖石和墓志石及其尺寸和材料各不相同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本墓志的发现意义。本墓志是发现的在唐代死去的日本人的第一个墓志。井真成去世的8世纪的前半叶，东亚民间贸易还没有出现繁荣的局面。当时墓主乘遣唐使船前往唐王朝的可能性很大。假若是这样，那么遣唐使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其中包括一些什么立场的人，他们在唐王朝过着怎样的生活，接待他们的唐王朝的长安又是什么样的城市，还有，在井真成墓地的周围今后发现第二、第三个日本人墓地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在从各种角度重新评估这个墓志以后才能找到答案。
铃木靖民（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
遣唐使是指日本古代王权国家派往唐朝的正式使节，从史书《续日本纪》开始就可看到“遣唐使”这一用语。使节被授以天皇的权力，以完成使命为宗旨，因此，大使或执节使出发之际，会被授以作为象征的使节刀。
遣唐使由从600年至614年派遣的遣隋使发展而来。据日本和中国的史书以及古代文献记载，从630年第一次派遣的使节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等开始，截至894年最后一次派遣的菅原道真为止，共任命了20届使节，实际派出16届使节。还有的记载认为，667年派出的使节是前往唐代百济占领军的使节，所以不视为遣唐使，把761和762年算作派出一次，认为共任命18次，派出15次。这样，派遣间隔平均为十几年一次，也有的记载称，双方约定了20年派遣一次。
长达260多年的遣唐使是随时任命的特殊官职，其时期区分也因国内外形势、派遣目的、规模、航路、间隔等而多样化。
李成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在唐王朝存续的7世纪前期至10世纪初期，新罗也频繁派出遣唐使，共178次。新罗遣唐使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派遣频率非常之高。遣唐使的大使、副使，多由新罗身份制度“骨品制”中的上层人士（真骨，六头品）担任。
严耕望在《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中推算，自640年以后，新罗派往唐朝的留学生总数，大概超过2000人。
唐长庆年间（821—824），设立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宾贡制考试制度。自821年金云卿先拔头筹，新罗登科者共有90名之多。
人数众多的新罗遣唐使、留学生，与唐朝的文人墨客进行过种种交流。同样，唐朝派往新罗的著名文人，也促进了这种文人之间的交流。比如，768年派往新罗册封恵恭王的归崇敬，册封新罗昭圣王的使节韦丹，册封新罗哀庄王的使节元季方，均是唐代著名的文人官吏，其传记见于《新唐书》。
新罗遣唐使的特质，与日本遣唐使具有相当大的差异。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31日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