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高福增，男，1926年出生于冀州市西王镇北贾村，1943年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1946年入党，参加过十几次对敌战斗。
我是游击队员
提及当年的抗日游击战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个年头，但老人仍能清晰地背起当时的一段歌词：“要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路线，要窃取了敌人的食粮子弹，要扰乱得敌人不得安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你听游击队北上高唱向前，打开广泛的游击战、游击战……”
6月28日，记者几经辗转在冀州市西王镇北贾村找见了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高福增老人。
据高福增老人回忆，1943年初，他经人介绍参加了由党领导的束冀县抗日游击队，在队长朱虎的带领下与鬼子打游击战，战斗活动的范围是束鹿县(现辛集市)新城以南至城北火车站附近的马庄、狼窝村、耿庄、大屯等几十个村庄。
“我和游击队员们趁着晚上拿着大改锥、铁棍等工具，主要破坏的是石—德铁路线(石家庄至山东德州)，道钉一撬，道轨一抬，铁道就不能通行了。”
1944年秋，为了从实力和心理上瓦解削弱已经趋于败势的日伪军，高福增所在的游击队深入鬼子据点进行窃粮行动。
“有一次我们游击队员带领民夫共有二三十个人，晚上到西罗口村的鬼子据点窃粮，成功取得粮食上千斤，背的背，扛的扛，等小鬼子发现端起机枪开火时，我们早就跑掉了……”
护送李雪峰过封锁线
“1943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时任八路军晋冀豫太行部队首长的李雪峰(建国后任我省主要负责人，后调北京中直机关工作)，因转战住在我家，当时束冀县正被日寇占领，情况十分危险。我那时只有17岁，为了首长的安全，背上罗筐，手拿镰刀，一直把两个八路军重要干部从日本鬼子在逍遥村和北张村的炮楼中间护送通过，帮助他们到达了安全地带。”
高福增老人还向记者回忆起一个有趣的细节。李雪峰以秘密身份在高福增家暂住时，“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章丢在我们家了，那是个方形手章，我捡到后没扔。后来李雪峰同志亲自回来寻找，他当时穿着黑大褂，戴着一顶礼帽，像个商人的样子，我又亲自护送他通过了鬼子的据点。”
晚年生活多磨难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高福增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基干团，主要是维持地方治安，负责防匪、反特，带领群众挖地道、修战壕，警惕盘踞在石家庄的由日伪改编的还乡团的侵扰破坏。1947年，高福增还带领本村的民兵参加了解放永年县城的战斗，“农历八月二十晚上8点战斗打响，我们活捉了副官王宅民，解放了永年县城。”1948年，他被选为北贾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此后先后担任南贾村乡长、柏芽庄信用社主任职务。
1961年，为响应国家支农号召，高福增回到了家乡。
高福增的大儿子高重良告诉记者，“父亲上年纪后得了脑血栓，不光眼花耳背，还半身不遂。”
“我父亲干了半辈子革命，打了那么多游击战，但从来没向国家伸过手。现在他年老多病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在生活上给些帮助，哪怕给个名声也行啊。”
本报记者：尹书月
口述历史：“药三棱”的故事
讲述人：孔繁祯，河北省邯郸县河沙镇人，77岁
1937年，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共产党派来了地下县长马公岑到我家给我父亲孔庆余接头。以后我家就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站。地下区长韩登峰还给我发了课本。我还记得，第一课是“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第二课是“火，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
1942年，我14岁，星期六下午回家看见我军地下三军分区情报主任邓开信在我家坐着，他教我正式宣誓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星火社”，又当上了河沙镇完小的基委委员小组长。邓开信的代号是“111”，我的代号是“130”。
当年8月间，河沙镇成立了70多人的伪强化团。强化团秘书院景星跑到完小找我说：“枪还没发到伪军手里，在仓库里锁着。”我请了假，准备了一大包三棱中药(代表我的代号130)，一溜小跑到了邯郸的德星慧药铺，跟抓药的伙计说：“你收三棱吧？”他说：“你这三棱卖多少？”我说：“一元一角一分！”他见我对上了暗号，说道：“我给你称一下，你去后院算账吧！”我到后院见到了“111”，跟他汇报了枪的情况。
回来的路上，走到南堡村，来了50多个伪军，说我是小八路，叫狼狗两个前脚放在我两个肩头上，狼狗吐着舌头瞪着我，我吓得大哭起来。一会儿又来了些日本兵，问我是什么人，我回答“腮衣头”(学生)，他们见我会说日本话，就叫我走了。
第二天“111”来到了河沙镇，顺利地收了伪军的枪。这次行动缴获了大枪七十多支，手榴弹五箱，子弹两箱，还烧了日本人两车棉花。一小时后，我军就在胜利的号角声里开向了大后方。
(实习生：马天培 整理)
“我亲历的历史”名录
杨泉琮，现住河北省邯郸市
1942年，杨任山东省海洋县独立营副指导员，在胶东抗大三分校学习。11月21日，在日寇扫荡中，随所在班掩护全校突围，撤退到牙山虎盘石处与敌人交火，全班13人牺牲8人，重伤2人。杨泉琮在老乡家养伤，之后重返部队。借此寻找在同一战斗中负伤的文登县独立营副指导员王述芝及抗大姓王、姓傅、姓徐的三位负伤同学。
张哲俊，河北省蠡县人，75岁
1937年，张哲俊目睹了日军在蠡县毒杀普通百姓的惨剧。1937年冬，日军在蠡县幸庄、东营和西营扫荡，放火烧房，并把没有来得及出逃的百姓中的中青年男人挑出，关在一间大房子里，投掷了四个毒气筒。当即丧命74人，其余侥幸活命的人大多神经系统或内脏受损而失去劳动能力。张哲俊的启蒙老师马冠英和三伯父、三祖父在惨案中被害。
支建辉，河北省定州市东岗村人，77岁
1942年，支建辉在东岗村亲眼见到日军三刺刀刺死四条人命，尸体被拉回村里的情景。1942年3月，东岗村支满顿、支木尔和怀孕4个月的支老黑之妻在赶集途中被日军拦住，说他们是为八路军送东西的。日军用刺刀扎死支满顿、支木尔。支老黑之妻跪下说自己已经怀孕4个月，请求饶命，仍被日军用刺刀扎入腹部而死，造成了三刀四命的惨剧。之后日军在东岗村杀害群众共29人。
党荣花，河北省定州市东岗村人，73岁
1942年，党荣花在家乡目睹了自己的外祖父高风尔被日军杀害的惨状。高风尔在路过京汉铁路封锁沟时，被炮楼里的日寇开枪打中腹部，肠子流出。因无人敢救，高风尔托着腹部向西爬行了半里多路，才被人抬回西安乐村家里。他一边痛骂日军残忍，一边求家人救命，一天一夜之后悲惨离世了。
(党荣花丈夫支建辉执笔)
张学农，现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张学农在1941年曾担任聂荣臻元帅的通信员。1941年秋，7万日伪军向晋察冀边区扫荡时，张学农随聂帅昼夜行军，三天只吃了四顿粥。当部队转移到阜平县时，用小米掺豆角野菜给随队的病号煮了点稀粥，也给首长送去半盆充饥。当时饿急了的聂帅在枣树下捡了几个枣子吃，命令勤务员把粥送给有病的几个参谋，并说：“他们有病，比我更需要，叫他们吃掉。”几个病号含泪分吃了半盆粥。
(杨新周、董启行 整理)
曹明东，河北省献县人
1941年，曹明东见到了一次我抗日群众巧用马蜂弹阻击日军的行动。献县南马庄村的妇救会主任马本珍找到了一个9层的塔状蜂窝，用几个烂梨把马蜂养了起来。日军扫荡时，游击队长马清章带队与敌人一阵激战后，撤退过桥，把蜂窝的盖子取下，摇晃几下，用力把蜂窝扔到了桥上。敌人追上桥时，正遇上蜂群，它们追着敌人狂蛰猛咬，没到一分钟就把侵略者赶下了桥头。
(杨新周、董启行 整理)
(实习生：马天培；记者：李会嫔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