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C.T.Hsia）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人。1921年2月生于江苏省吴县。1947年赴美前在北京大学就读，之后在耶鲁大学研读英文，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1952年至1954年在耶鲁从事研究，展开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他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及匹兹堡州立大学。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并任中文名誉教授。夏志清的两部英文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这两部书，一部是1961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首次给予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以文学史地位，奠定了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他的一些论点在国内外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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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C.T.HsiaonChineseLiterature）
夏志清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定价：39.50美元
中国文学研究还靠中国人
新京报：《万象》杂志不时会刊载你的文章，董桥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与你的交往。
夏志清：只要我写了一些什么，《万象》都会拿过去登一登。看《万象》的人多，董桥写我的那篇文章《夏志清的长衫》，我很感动，大概从二三十年前他当《明报月刊》的编辑时起，我们关系都很好，我们一直有交往。
新京报：今年5月你的《新文学的传统》在内地出版，里面以小四方格代替的删节你都知道吗？
夏志清：书我看到了。抽出了不少，改掉的地方很多，这样是有点奇怪，但主要都是个别比较敏感的内容。我没有纠正，是上海的陈子善做的修改，他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交的好朋友。
新京报：你现在关于文学批判的观点跟过去相比有没有改变？
夏志清：没有什么改变，改来改去是不好的。我满足于自己的观点，有很多还是一样的，比如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都还一样。
新京报：你还在关注中国文学的现状吗？
夏志清：当然最新的没法子看了，年纪大了，没办法像当年那样有系统地看书。但我注意了解趋势的更新，我更留意的是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在文学史上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住在美国，注意到西方国家对美国的关注很多，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他地方也都一样。现在大书不敢看，当年看什么书都能记住，现在花了时间，读了书，还书的时候，记住了书的一部分，可是一个礼拜就忘记了。我身体还不错，就是记性不好，没有办法。
新京报：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在美国的语境如何？
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非常发达埃像王德威，他很红，当年大家不认识他，现在他的学问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中排第一位，在台湾和内地来说都很了不起。他把我的东西发扬光大，我夏志清下来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刚刚退休的李欧梵，年纪大的有好些：余国藩、刘绍铭等等，中国有很多人。刘绍铭跟我非常亲，他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没死掉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我很幸运，我哥哥打天下打下来了；但很遗憾他太年轻就死了，不然的话，我们两兄弟，他在西岸，我在东岸，多好。现在我也老了。
新京报：据你观察，近年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有没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较出色的汉学家？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外国人出众的一个都没有，我对中国的诗歌也很懂，外国人里面也真的没有能拿得出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文言文，还可以跟中国人一比。道理在于：外国人看书看得慢，一个人都研究半天；而像中国人看书，一天下来两本小说看完都可以，外国人则不行。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都是中国人，内地近年也来了很多人。
新京报：你的《新文学的传统》里提到，上世纪70年代上下，美国学文学的青年很多选修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你说如果这样下去，小说就死了。现在的形势是不是在变坏？
夏志清：当然是更坏了。美国现在的学校里什么样子的小说都教，没有忌讳，然而一切都赤裸裸的时候，一切就很乏味了———有禁忌的事物总是更有意思。早一代中国成功的小说都会翻译到美国去的。可是现在情况有变，“情色小说”（eroticnovels）在中国倒很红了。
以前美国社会是容不得同性恋的，男人受不了女人之间的同性恋，当年这被公认为是病态；现在美国的电影都越来越坏了，我还是看30年代的电影，那时候有很多好片子。现在拍的科幻片我不太喜欢，像汤姆·克鲁斯，人很帅，脑筋糊涂。现在美国很可怕，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美国一部分人是很笨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准低，其娱乐口味也低俗，现在是美国的娱乐产品水平低劣，全世界都跟着低。
新京报：可是你一直住在美国。
夏志清：我知道。可是笨人哪里都有，我在美国还是很开心的，我的朋友都是有学问的。问题就是那里值得看的电影太少了，比方说《吸血僵尸》，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僵尸”书，闷死了；后来却不断有相关的书和电影出现，里面有描写僵尸的情景，那些人怎么可能相信这类东西？而在美国最可怕的是，只要你有名有利了，就再也不会遭人取笑。
以前写恐怖小说的都被人看不起，现在这些人竟然名气那么大。“当代化”的趋势也很有问题，举一个例子：以前“印象派”的好画都卖光了，“微软”的老板就开始关注起“当代艺术”来，“当代艺术”也逐渐热了起来，这很讨厌———现在已经没有标准了，惟一的标准就是钱，靠“硬推销”。没有标准的情况下，有的好有的坏，大部分是坏的画家、小说家。
拯救小说要靠这代人
新京报：回到刚才的话题，那你认为现在小说死了吗？
夏志清：没死，我没讲小说死了。但一个人不可能总在变化，老中青代代分明，你这时候又见风使舵，人家看不起你。拯救小说要靠你们这辈人去努力了，你们有责任去发现新的好的风格。
新京报：现在你有比较欣赏的画家、小说家吗？
夏志清：我讲不出来，没有。也许这是老人的反应，但对你们年轻人来说，现在这些趋势可能会令你们感到兴奋。我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有个画家每天画几幅梵高的画，红得不得了，大家也不介意只是仿真的画，挂在家里很好看，也没人认得出。
新京报：你的书在40多年后才进入内地，你写的中国文学史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格局，并影响了一代作家写作的路子，你能谈谈当年你关于文学史的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吗？
夏志清：当年我在美国念的是英国文学，同时也对美国文学的发展保持敏锐的触觉。在当时的美国，一个中国人要教英国文学很不容易，幸亏我在拿了博士学位后，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才有时间坐下来写中国的文学史。
那时的情况是我有了自由，想看什么看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并且完全独立地给出我对作者作品的评判。没有干扰，我的想法没有任何偏离，我还用英语写作。
我很小的时候，知道左派人士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坛的核心位置，左派文学在美国也一度很红。
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作为战胜国最辉煌的时候———写作的都是犹太人，也就是大都属于受西方价值观洗礼的左翼作家。因此当我看着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时，一看就意识到是左派人士在说话了。但我很公平，绝没有要贬损这些作者的意思。我只是选出更有意思、更可读的作品来做评论。因为如果都是反抗封建势力的书，千篇一律的，看上去会比较沉闷。
新京报：在这种语境中，你理解的文学批评家的使命是什么呢？
夏志清：我当时感到可悲的是，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选择，并把事实讲出来，但每个人都有面对自己、成就自我的权利。
随便写出来的小说，到处都是，一点不稀奇；我批评文学，就是呼吁作者要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我当时跟别人的区别就在于，我有勇气去区分作者之间水平的高下，像吴组缃，人家都不大说他好的，但我看他的书写得真是好。批评家就是要有勇气，你觉得对的就是对的，别人云亦云。
打一个比方，套用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来说，皇帝不穿衣服，人家说皇帝的新衣真好看，这时候批评家就得充当在场的那个小孩的角色：“一件衣服没有穿，怎么好看？”这样或许能改变人们的定见，反过来发现你才是对的。
采写/本报记者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