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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市民都知道我市西郊有个西安制药厂，但很多人却未必知道该厂的前身就是八路军卫生材料厂，该厂创建于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1938年。这个厂当时建在什么地方？在战争条件下，能为前方将士生产多少种药品？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它留给西安市民多少传奇故事？7月，中国抗战胜利
60周年前夕，记者来到西安制药厂南福利区一栋宿舍楼，叩开该厂离休干部高俊邦的家门，走进一个老八路军战士记忆的深处……
北京，是国内几乎所有重要文物、史料聚集的地方。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使用过的一架天平，看到这个厂生产的一瓶“行军散”、一瓶“乳酸钙”；在中央档案馆，可以看到毛泽东1940年为该厂的题词原件：“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朱德为该厂的题词原件，看到该厂编写的《抗战新药集》。
一
1938年年底，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开始筹建的时候，16岁的高俊邦正在陕北甘泉县家里种庄稼。1939年8月，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入伍一年后，1940年8月，高俊邦调到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给厂政委叶和玉当勤务员。这个当口，工厂已经从建厂时所在的旬邑县迁到了安塞县高桥区西河口村，东距延安105里。由于有了建厂初期的经验，这时厂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渐渐走上了正轨，设有中药、西药、材料、制造4个部，增加了管理科、化验研究室、制药训练班和库房。
当了八路军，但仗还是一次也没有打过。与叶政委交往得多了，渐渐知道了前方与后方的关系，知道了制造药品与前方打胜仗的关系，高俊邦的心也渐渐地安定了下来。一年后，叶政委调走，高俊邦调到了管理科，还是当勤务员，为科里5个人的生活服务。又过了一年，他调到材料部，才算是走到了厂里生产的“前线”。
材料部两排平房4孔窑洞，主要产品是脱脂棉和纱布绷带，这些都是前方将士急需的东西。至今，高俊邦对当时的生产细节记忆犹新：生产脱脂棉，首先要弹棉花，厂里惟一的弹花机用毛驴为动力，一天下来弹不了200斤棉花；棉花准备就绪，大家把自己采来的石灰、马牙碱熬上一大锅，再把棉花放到锅里煮；嗣后，用漂白粉漂白，晾干。
厂里的每一种产品都要为前方将士负责，因此生产条件虽然简陋，但质量检验却一点儿也不马虎。开始生产脱脂棉的时候，大家以德国、法国脱脂棉为样板，打来一桶井水，把3种产品放进去，外国产品沉下去了，本厂产品仍漂在水桶中间，说明棉花里的“脂”还没有脱干净。于是翻看《药典》，重新调配煮棉花的配方，一直到与国外产品质量相当为止，硬是用土办法生产出了一流产品。
后来高俊邦调到了中药部，才知道不仅是材料部，全厂每个部门都是手工操作，土法上马，每一种产品都是精益求精。中药原料，柴胡、甘草等等，大部分由同志们上山采摘。采回来用农用铡刀切，用毛驴拉石碾子粉碎，用脚蹬铁碾子研成细末，把竹筛子吊起来摇制丸药。
针剂生产就更困难了，配料用的是铁桶、蒸笼、瓷盆。往安瓿里灌药液，则是“脚蹬皮老虎，手拿机关枪”，为安瓿封口用的是酒精灯和镊子。1941年以后，对外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第十八集团军化学制药厂，对内仍称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的这家制药厂，每年已经可以生产针剂8万支、中药3万磅，能够生产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止痛片、止咳片、行军丹等100多个品种，基本满足了前方的需要，为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高俊邦认真听取厂长、药厂创始人李维祯的每一次报告，有空就向老战士打听药厂创建的经过。渐渐地，他明白了药厂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努力生产，造出合格药品的信念愈发坚定起来。
他了解到，1938年，八路军和边区人民救护医疗所需药品严重缺乏，人民军队决定打破封锁，筹办自己的制药厂。当年夏，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姜齐贤委派药材科科长李维祯等负责筹办。此前，宋庆龄发起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抗战开始后更名为国际福利基金会，为八路军筹集了部分资金，后来拨出五千白洋用于开办制药厂。此后，李维桢等人多次往返西安，采购制药设备、原材料，招收制药工人，并代表八路军接收宋庆龄支援的药品、医疗器械等。
在边区经济、物资条件十分困难的前提下，八路军卫生部从制药生产的实际出发，将厂址选在了离西安相对较近的赤水（今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将地主家的一个偏院及部分民房作为生产厂房。1939年1月1日，八路军卫生材料厂正式投入生产。60多个人，几台简易设备，一部《药典》，便是当时的全部家当。
厂里官兵与作战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津贴，每天上班前整队出操。除了工作8小时之外，还有一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不少战士从这时起开始识字，掌握制药知识。全厂指战员为了早出药品，支援前线，依靠必胜信念和科学态度，在简陋的厂房里，用简单的设备，造出了抗日前线急需的药品和救护材料，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
高俊邦引以为自豪的是，1942年秋，在延安机场，他和30多名战友一道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时值中央领导送别美国友人，药厂组织了一部分战士去机场参加送行活动。回到厂里，他立即将自己见到领袖的感受告诉其他战友，让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已搬迁到延安东部张儿村的制药厂厂区一片欢腾。这个时期的制药厂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人员300多，开办了自己的药科学校，校长、政委分别由厂长、政委担任，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合格的药剂方面的人才。
抗战胜利了，厂里精简，一部分战士复员回到地方工作。高俊邦思念家乡亲人，找到当时的韩虎副厂长，提出退伍的想法。韩虎笑道：“留下来，好好干。”高俊邦没说二话，服从组织安排留了下来，一直留到1953年制药厂集体转业的那一天。时任仓库保管员兼采购员的高俊邦，以副连级别退出现役。
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张儿村厂区被严重破坏。全厂人员背上行李，用牲畜驮上轻便设备、仪器、书籍和部分原料，在作战部队掩护下，东渡黄河，先后在山西临县、新绛县建厂，药品生产一直没有停工。1947年，高俊邦立小功一次；1948年，经厂副政委胡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立大功一次，写就个人历史的辉煌。1949年，制药厂迁往西安，更名西北人民制药厂，后改为西安制药厂，高俊邦从此在古城扎下了根。
今年高俊邦已83岁了，虽然近年的一些事儿记不大清了，可回忆起抗日战争年月却头头是道。虽然当年他没能亲上战场，但是多生产一箱药品就等于消灭了一个日本鬼子。高老说：当兵在药厂，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