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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著名学者，系启功先生挚友，浙江宁波人，中华书局原总编。近日启功先生仙逝，傅老特给本报寄来此文以示怀念。
今日上午，碰见一位原启功先生研究生，特告诉我，说启先生于今日凌晨去世。我听后全身震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中午连饭也吃不下。启功先生已九十三岁高龄，近几个月来在医院治疗，原听说病情还稳定，没有想到突然有此哀讯。
我与启功先生于“文革”中期就有交往。20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让中华书局重新起动，整理点校“二十四史”与《清史稿》。当时中华书局就邀请高校及有关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来中华书局工作，有些就住在中华书局办公室，如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等。当时启功先生应邀点校《清史稿》，虽未居住，但仍每天来，中午就与大家一起拿着饭碗，到食堂排队。这样著名的学问大家也与普通工作同志一样，经常上下楼倒开水，来回领饭菜，现在真很难想像。
当时我也做“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因此经常与启先生交谈、聊天，甚融洽。“文革”结束后，启先生返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并作专业研究，在中华书局出了好几部书。八十年代初，他就自编一本论文集，名《启功丛稿》。当时我为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就作为此书责任编辑，发稿后特请出版部门加快排印，不到半年就出书。后启先生于1999年重新扩编《启功丛稿》，三大册，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前言”中特为提及：“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老友傅璇琮先生嘱自裒零篇旧稿成册”，“傅先生督为从速印刷，出版部门术语曰‘拔号’者，不日印成”。特对我表示谢意。八九十年代，启先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经常邀我去参加答辩。
为出版等事，启先生不时给我来信。前一时期，我因翻检旧书，不意发现两封旧信，重新阅读，甚受启发。为悼念启先生，我想将这两封信向宁波同乡介绍，我想大家读后也必会感到十分亲切。
启先生书信，一般不标年份，有时连月份也没有，但可据信的内容加以确定。
现介绍第一封信，用钢笔写。真有意思的，信一开头写“多罗郡王殿下”。称我为“多罗”，是当初我因喜与学者前辈聊天，他们就戏称我“多罗”。“多罗”后又加“郡王殿下”，一是与启先生本为满族高门有关（其原姓为“爱新觉罗”），二是出于他写此信时的欣悦之情。此信后只标“七日”，而从信中所云“大著唐代诗人丛考，何时出版”，可以推知。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唐代诗人丛考》，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1月出版，此书封面书名即由启先生题写，故他甚予关心。由此可推知此信当作于1979年。
有意思的是所述这一段事实：“春节前，弟系领导来，告以弟事亦解决，‘没有右派言论’，予以改正。校党委已批准，由弟签字后呈转市委，批下后即生效。”按1957年夏，启先生在北师大执教，据说因对字体改革即施行简体字有异议，被划为右派；1979年初，即所谓“春节前”，总算核正。甚有意思的是，启先生十分高兴，喻为“地厚天高，雷霆雨露”，而实际如信中所述，待遇只由五级恢复为四级，每月工资只不过添加三十元，而启先生竟认为增多如此，不知怎么用法，“书店、画店、碑帖店俱无物可售”，于是就说“只有捐献”。这在现在也很难想像得到的。
信中还特别引了几句古语：“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是三国时曹丕（字子桓）在《典论·论文》中的话。曹丕虽为曹操子，后立国做皇帝（魏文帝），但他是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上述几句前就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启先生称“曹子桓之语，最为坦率，亦真理也”，我想与他当时的心情有关。他虽对当时境遇改正甚为欣慰，但认为还是首先要做学问，故特“策励”，“以为四化添砖添瓦，添螺丝钉也”，既富哲理，又极有风趣。这封信，对研究启功先生这一关键时段是很有史料价值的，他在别处恐未有如此表达。
又，这封信中两处提到的“王仲老”，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老教授，七十年代前期来中华参加南朝几部史书的整理，他所点校的《宋书》，我是责任编辑。“文革”后他返回山东大学，但仍与我有书信来往，有时他给启先生的信，就由我转交，故启先生此信中提及“转下王仲老函”。
另一封信，是启功先生用毛笔写的，极为清秀，极有鉴赏价值。这是1983年写的，他当时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我那时虽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但仍为无党派人士，启先生就特写此信，邀我参加九三学社。书前提名“湛之”，是我笔名，我于1962年在《文史》创刊号发表的《高明的卒年》一文，即用湛之笔名（此文后收于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印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1998年）。
这封信一方面称誉我“学林望重，著述宏多，夙夕宣劳，朋修甚仰”，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主党派本以政治提高为主旨，而九三当四化需材之时，更有学术开济之重任”，就是说，九三学社，虽也是“革命知识分子团体之一”，但学术专业性很强。启先生当仍把我视为一介书生，故特要引我介入。
他在信中还特地讲了一个典故：“倘荷惠然贲临，使白莲之社，不独以渊明增重，宁非今之佳话乎？”按东晋时著名诗人陶渊明，长期隐居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与庐山相近。当时庐山有位名僧慧远，多与名士结交。据晋人所作《莲社高贤传》，谓：“（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陶渊明与庐山莲社相交，是当时相传的一段佳话。启先生借用此典故，也是把我作为一个文人相待的。我当然不能辜负启先生殷望，后就由他介绍，加入九三，并于九十年代，连续作了九三学社的三届中央委员。启先生这封信，对我的扶掖、奖励，以及他对九三学社的重视、支持，我每次重读，都深受教益。
限于篇幅，我不再多写。我是想把这两封极难得的信转给宁波老乡看，让我们共同表达对这位前辈学者的敬仰、怀念之情。2005年6月30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