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机场男孩坠机事件终于有了结局：7月1日，坠机男孩的父亲和叔叔拿到了机场方面给的11万余元，在“感谢媒体和律师，感谢社会各界”之后回家了。男孩的遗体被家属安葬在敦煌附近的一处戈壁滩上。
我们为死者的家属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感到欣慰，同时我们也为那些少小离家的孩子感到凄凉。从昆明机场的“扒机少年”到敦煌机场“坠机男孩”，大家的矛头基本上都是指向了机场一方。但比机场安保工作更值得关注的或许还有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这些少小离家的孩子被冻死了、被饿死了或者被人贩子卖到南极洲去了……那些家长还有多少机会“感谢媒体和律师，感谢社会各界”？
敦煌机场坠机男孩或许从此会被人们渐渐地忘却，而一位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前苏联的老人又被推到了前台。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准备对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起刑事诉讼。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位议员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发起者”和“我们承受的所有痛苦”的主要罪人。
起不起诉是人家的事，戈尔巴乔夫的是与非也无须我们评判，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一事件中再次体会到那个古老的真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伟人与平民、无论行为对与错。
倍受关注的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已经有几个责任人被拘留，随着时间的推移，没准儿还会有新的“负责人”。尽管安徽泗县卫生部门否认学生的死因与疫苗有关，但安徽全省已经开始了整治疫苗市场的专项行动。
与此同时，新华社另有报道说，内蒙古也有一所学校的74名学生接种腮腺炎疫苗出现了反应，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近日，国内不少媒体都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16个国家的1.7万人进行了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很权威，报道也令国人感觉很“振奋”。
但问题在于国际形象好于美国的还有好几家，美国人所做的调查报告的名称也是《美国的形象略微上升，但整体仍然消极》。
比如媒体都举例说，在英国，对美国有好感的民众有55％，对中国有好感的是65％。但很多媒体似乎都淡化了一些内容：英国民众对德国有好感的是75％，对法国有好感的是71％，对日本有好感的则是69％。
美国的调查者在分析中特意突出了中国，这其实不算什么意外（无非是提醒自己：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正在迅速发展，需要高度关注），倒是我们自己“沾沾自喜”的，显得有点那个。
不知道美国的“特意突出”以及一些国人的“沾沾自喜”是否也是一种“心因性反应”，但愿别是“群体性”的。
作者：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