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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顾问
原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抗联老战士陈雷
抗战名将彭施鲁少将
辽宁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老八路”南启祥少将顾问
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抗联老战士李敏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老八路”张一波抗联老战士单立志
读者讲述
三天内 鬼子拆散了一个家
我的太姥爷家住在瓦房店，家里就只有舅姥爷一个男孩。
我舅姥爷刚结婚不久，日本鬼子就占了东北，当时他们爷儿俩吵了一架，我舅姥爷一气之下就离家来沈阳投亲戚了……
可是，舅姥爷刚走到沈阳的城门，就被鬼子给堵上了，他们怀疑舅姥爷是义勇军的侦探，给抓了起来。这时有认识舅姥爷的人，连忙去给他当时在沈阳的亲属报信，这位亲属听说后，就连忙张罗钱，准备赎人。
好不容易钱凑齐了，那位亲属赶到了城门口，但却不见了舅姥爷身影。他就拿着钱去找日本兵，说想把人赎出来，花多少钱都行。那日本兵回答挺爽快，说你跟我来吧。最后那个日本兵把亲属领到一个土堆前，说那就是舅姥爷。他们竟然以莫须有的“反满抗日”的罪名将舅姥爷活埋了。
太姥爷、太姥听到舅姥爷遇难的消息后，都哭得不行了，不久就郁郁而终。舅姥爷新娶的媳妇儿也改嫁了。就这样，好好的一家人，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就被鬼子活活地给拆散了。
讲述人：张洁
本报记者 何骞 整理
历史回眸
白山黑水曾孕育了这样一个男人：他一生中曾两次将中国从内战的阴影中挽救出来，促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创造这段历史的就是张学良。
然而人们更多的了解他，则是由于“西安事变”，一次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兵谏”。
国民曾怀疑过张学良抗战的坚定性，甚至骂他为“不抵抗将军”，可是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杨景华却说，“张学良的抗战，从‘九一八’之前就开始了！”
在抗战最初的五年里，张学良从辽沈撤兵到锦州欲战还休，再到北京的“低调抗战”，西安的“拥蒋剿共”，直到延安“联蒋抗日”，他的态度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坚定，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遥望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有一处青砖建造的楼宇特别显眼，该馆研究员杨景华告诉记者，那就是大青楼，东北最高权力的象征。
张学良也正是从这里走向北京，跨上此生最高的权力台阶，而后因为战争的爆发，有家难回，遥望故乡，开始了自己越来越坚定的抗战之路。进取：一个天生的“爱国狂”
1928年6月4日，对于28岁的张学良来说，有着双重意义：那一天他的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他则在“密不发丧”的情况下，被召回东北，接替父职主政。
东北军的部分元老们对于这个年轻人有着一肚子的不服气，而这种对立则要从“郭松龄反奉”甚至更早时就已形成，张学良最终于1929年1月10日，以“破坏统一、阻挠统一”的罪名在大青楼老虎厅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从此这个年轻人准备以一种进取精神来建设他的新东北。
处决杨、常事件也折射出张学良当时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因为他们的罪名中就有“亲共”一项，而在当时的东北，赵尚志等人也都被他关进了监狱。
破除了东北军的部分元老的阻力和日本人的压力，张学良最终在1928年12月29日下令东北四省降下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国家在经过多年混战之后终于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到了晚年，张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笑言自己是一个天生的“爱国狂”。
事实上，张学良的爱国热忱缘于一种久远的文化情怀。杨景华介绍说，早年的张学良曾经很悲观，觉得中国无路可去，但是有一次听到当时南开中学校长的演讲时，张学良豁然开朗。校长讲道：“中国不会亡，因为有我”，听到这时，台下的张学良想站起来质问，你凭什么说能够不让中国亡国？但当听到校长的解释———“我”代表的是每个人的责任时，张学良如醍醐灌顶，仿佛变了个人，他自己说道：“从此以后我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可能正是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思想直接引导了张学良在后来的每一步行动。
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民不聊生，遍地饿殍。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要求各方停战。
这次“示威”的结果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纷纷下野，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这个30岁的年轻人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走到了政治生命的顶点。犹豫：“不抵抗将军”的战与不战
在帅府的东部，有一堆碎石垒占的遗址，那就是五间房遗址。日军占领帅府后，张作霖的棺椁曾停于这里，后来就有人说这里“闹鬼”，从此夜间再无人敢从此经过……
张学良的撤退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他不仅丢下了200万平方公里东北热土、3000万民众、无以计数的珍玩财富，也留下了父亲的棺椁，这对于主张忠孝节义、慎重追远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是他的民族感情和家族感情无法接受的。
1931年的9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在沦陷那一晚，张家人几乎没有来得及收拾任何东西就开始仓皇撤退。
张学良的表妹李静茹于1983年向她的家人口述了这样一封信，22年后李静茹的重外孙女婿刘宪义向本报进行了独家披露：“‘九一八’之夜，我正和张学良的大姐张首芳在一起边聊家常边做着针线活。忽然大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然后又是炮声传来。大约在晚上11点左右，有侍卫进来报告说，日本人炮轰了北大营。首芳表姐立刻给张学良打电话，‘是学良吗，日本人炮轰北大营，你看怎么办’。还没有听到对方的回答，电话线就被日本人切断了。”
随后，帅府内的财物被日本人洗劫一空，用大小车辆包括马车装了二三十车……
其实，张学良早已经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但是在战争爆发前五天，蒋介石却单独会见他，希望他“不抵抗”。
“张学良执行的所谓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实当时已经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仅仅在9月份，张学良接到了来自宋子文、汪精卫、于佑任等以个人或政府名义的来信和电报60余封，他们苦劝张学良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以免一旦吃了败仗将不得不独自承担失败的后果。”杨景华介绍。
在当时，东北军留守关外的大约有15万人，而日军仅有2万人左右，但是即便如此，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撤退……
从沈阳退到锦州，在锦州，南京政府终于给他下达了“积极抵抗”的命令，然而在诸多原因下，张学良又被迫撤出。“暗战”：张学良惟一的选择
在北京的岁月，张学良过得并不轻松。“张学良实际上只执行了5天不抵抗政策。”杨景华说，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就电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已不能行使职权，兹在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
此后，长春、吉林相继陷落，张学良任命诚允为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以冯占海、李杜、赵毅、邢占清等部抗日军为支柱，扩大了抗日武装，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省41个县中的29个县摆脱了熙洽的伪吉林省政府的控制，为组织吉林省民众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委任原步兵第3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
马占山在江桥组织抗战，痛歼日寇，打赢开战以来的第一次胜仗，但后来张学良的处境还是越来越糟糕，除非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开决裂，否则就只能按“不抵抗”的命令做节节退让。
尽管如此，张学良在顾全所谓“大局”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抗日的工作，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对各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持。
“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号称有百余支，张学良暗中支持的抗日救国会系统，就有46支队伍，到1932年夏，义勇军的总人数达到30万人。”杨景华介绍说，由于张学良不便公开出面，还由赵四小姐购买20万元国债，以支持抗日救国会。
尽管是悄无声息的，但这确实是张学良抵抗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也是当时的张学良惟一能够选择的形式。转变：从“剿共”到抗日
“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被迫下野，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乘船前往意大利去欧洲考察。”杨景华介绍说。
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直到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张学良一直指挥部队在“剿共”前沿。
“也有人会以为张学良是为了私利才抗日，当时他也是人，他所作的决定也不可能都只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重要的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张学良没有为私仇左右，而是选择站在民族大义的一端。”杨景华说。
1935年红军的直罗镇大捷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更令张学良不能容忍的是，国民党政府利用张两个师被消灭的机会竟然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这是张学良走上彻底抗日路的直接原因。”杨景华认为，这样的决定让张学良对国民党政府寒心，而此时红军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打动了东北军广大战士和张学良的心。
1936年4月9日，在延安，张学良见到了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张学良首次提出了后来著名的“联蒋抗日”方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可。
“张学良的东北军一直为红军提供枪支、弹药、军饷、被服等军需物品，和周恩来会谈后，张学良给红军5万块现大洋，这对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笔救命钱。”杨景华介绍说。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的内心……”兵谏：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和西北军联合召开纪念大会，愤怒声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滔天罪行，公开发出“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呼声。
可此时的蒋介石注意力仍在“剿共”，即使如此，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他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蒋介石能够领导军民抗日。
有资料称张学良曾经声泪俱下对蒋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惟一生路……”
一次次的规劝失败将张学良和杨虎城逼上了兵谏之路，在1936年12月12日那个夜晚，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联蒋抗日”也逐渐变成了“逼蒋抗日”。
5天以后周恩来来到西安，帮助张学良寻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途径。蒋介石被张学良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它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杨景华说。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
走出张氏帅府博物馆，记者搭乘了一辆刚好经过的出租车，听到我们的讨论，司机刘师傅头也没回地大声说：“张学良，那是历史功臣、民族英雄呐！”本报记者 杨海峰 高巍 何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