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肃穆的法庭外，遇到一个人耐心地为愤怒的被告讲解判决书，你能判断他竟然就是这份判决书的制作者———神圣的法官吗？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某区法院第六审判庭内，一场动物致人损害纠纷案件宣告判决。法官宣读判决书后，主动上前找到该诉讼的被告，向他耐心解释判决的理由以及具体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最后法官还提醒被告，家养宠物要注意安全。听完解释，原来怒气冲冲的被告主动表示接受判决，并当场将赔款交给原告。原来，这是该法院为了减少涉诉上访案件发生，提高当事人服判率而推行的法官“判后说理”制度。（6月20日《人民法院报》）
从穿着军事化制服，到穿着庄重的法官袍；从头戴高高的大檐帽，到手持威严的法官槌，随着司法审判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法官渐渐从行政舞台隐退，这是确保司法公平公正，走向法治化的必然之路。“判后说理”，审判结束后耐心为被告讲解判决书，本来应是律师的当然职责。法官走下神圣的审判席，脱去了行政官员外衣的同时，却摇身一变为律师舞台的翩翩舞者，这折射出我国法官角色定位的缺失和迷惑。
首先，“判后说理”降低了司法审判的权威性。法官担任的是法庭司法裁判者的角色。司法审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任何个人、单位、团体都不能非法干涉法官的独立裁判。法官所作出的判决书，是法庭裁判过程的法定载体，具有强制力。法官一旦作出了终审判决，就应当从审判的特殊舞台谢幕下场，与案件脱钩，这也体现了现代司法的基本逻辑和程序。而“判后说理”让法官走下审判席担当起律师的职责。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事人的疑惑，减少了上访事件；而另一方面，却抵消了法律诸程序在树立司法审判权威性上所做的努力。裁判已然终结，法官还要诺诺不退，在当事人的眼中，法官以及司法审判的权威性都在降低。
其次，“判后说理”淡漠了判决书的应有作用。判决书是法官对整个诉讼案件证据和事实的判断取舍，法律应用的书面载体，是法官的智慧和专业水准的体现，也应是最重要的体现。判决书应当体现法官的法律知识，对事实证据的判断力，清晰的逻辑层次，一份判决书就是一份论文。判决书应当为当事人所明白清楚。“判后说理”，如果判决书对事实证据的陈述清楚，法律应用正确，逻辑严谨，又怎需画蛇添足再对当事人说理？如果有“判后说理”之必要，只能说明判决书不符合要求，法官的素质不合格。
最后，“判后说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防止当事人的“涉案上访”，违背了司法审判的初衷。判决书已经作出，法官的审判职责已经结束，继续说明判决书，本是律师的职责。法官的说理，说白了是怕当事人“想不通”，闹起上访，进而影响审判业绩。法官如此担心，反映在审判中，会偏离审判的公平公正性。
法官就是法官，法官不是行政官员，法官也不是律师，法官承担着神圣的审判职责，也只承担着审判职责，审判过程不应为任何个人、团体非法干涉，也包括不受“涉案上访”等情绪化事件的影响。法官的审判角色的正确定位，是法治化的必然趋势所在。
作者：欧阳晨雨
